她曾教过我(2)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今秋我从国外回来，赶完了剧本，想去看她，曾问黄以功她能吃些什么，“她什么也不吃了，这三个月，我就送过一次木瓜，反正送她什么也不能吃了——”
　　我想起她最后的一个戏《瑶池由梦》，汉武帝曾那样描写死亡：
　　你到如今还可以活在世上，行着、动着、走着、谈着、说着、笑着；能吃、能喝、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鉴赏五色，聆听五音，而她，却垫伏在那冰冷黑暗的泥土里，她那花容月貌，那慧心灵性……都……都……都
　　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师和我都是基督徒，都相信永生，她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曾手握着手一起褥告，按理说是应该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深信一个相信永生的人从基本上来说是爱生命的，爱生命的人就不免为死别而凄怆。
　　如果我们能爱什么人，如果我们要对谁说一句感恩的话，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给谁，就趁早吧！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表达了。
　　其实，我在八月初回国的时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还是精神健旺的，但我却拼着命去赶一个新剧本《第三害》，赶完以后又漏夜誊抄，可是我还是跑输了，等我在回国二十天后把抄好的剧本带到病房的时候，她已进入病危期，她的两眼睁不开，她的声音必须伏在胸前才能听到，她再也不能张开眼睛看我的剧本了。子期一死，七弦去弹给谁听呢？但是我不会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师虽瞳了，众生中总有一位足以为我之师为我之友的，我虽不知那人在何处，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道上等待呢，舞台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筹演老师的《瑶池仙梦》的时候，心中己有几分忧愁，聂光炎曾说：“好好干吧，老人家就七十岁了，以后的精力如何就难说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次替她效力了。”不料一语成谶，她果真在演《瑶池仙梦》三个月以后开刀，在七个月治。《瑶池仙梦》后来得到最佳演出的金鼎奖，其导演黄以功则得到最佳导演奖，我不知对一位终生不渝其志的戏剧家来说这种荣誉能增加她什么，但多少也表现社会给她的一点尊重。
　　有一次，她开玩笑的对我说：
　　“我们广东有句话：‘你要受气，就演戏。’”
　　我不知她一生为了戏剧受了多少气，但我知道，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辈子气，她仍是和乐的，安详的。甚至开刀以后，眼看是不治了，她却在计划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出国去为她的两个学生黄以功和牛川海安排可读的学校，寻找一笔深造的奖学金，她的遗志没有达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后或者有机会深造，或者因恩师的谢世而不再有肯栽培他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己自她得到最美的遗产，就是她的诚恳和关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几上总有一本《圣经》，床前总有一个忠心不渝的管家阿美，她本名叫李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师邻村的族人，从抗战后一直跟从李老师到今，她是一个瘦小、大眼睛的、面容光洁的、整日身着玄色唐装而面带笑容的老式妇女，老师病笃的时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钱，她黯然地说：“谈什么钱呢？我已经服侍她一辈子了，我要钱做什么用呢？她已经到最后几天了，就是不给钱，我也会伺候的。”我对她有一种真诚的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曾自谓：“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她却可以把这句话改为：“我两手空空而来，但却带着两握盈盈的爱和希望回去，我在人间曾播下一些不朽是给了别人而依然存在的。”
　　最后我愿将我的新剧《第三害》和它的演出，作为一束素菊，献于我所爱的老师灵前，曾有人赞美过我，曾有人底毁过我，唯有她，曾用智慧和爱心教导了我。她曾在前台和后台看我们的演出，而今，我深信她仍殷殷地从穹苍俯身看我们这一代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