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你亲像古早人呷鸦片烟，呷到消瘦落肉，还是无法度改。”
“有啥要紧。”
“人的查某囡仔，桠皮桠皮，你瘦得像一粒石头仔，你不听我的嘴，你一个月不饮咖啡，跟我讲不桠皮我不信！”
“桠去壁咧！”我压根不听信她的劝。
阿嬷坐在我的床上，东看看西看看。墙壁上吊着许多玩意：竹编鱼篓、竹节匙、椰壳水壶、蔺草袋、麦梗扇、海石礁......干死的香浦、白矛及玫瑰。她十分好奇，总要问：“这是啥？这多少钱？啊－－夭寿，这一枝要一百块，你舍得买？像割肉你舍得买？买买这些要做啥？‘呷不下腹，放不下坑’，莫彩钱！你省钱去打金子还较赢，日后嫁人才有私房钱，免烦恼过日。”“嫁给‘憨屋伯’！”（他大概是尊很遥远、很不受尊重的神吧！）
渐渐地，我都不告诉她正确的价钱，一千的则说三百，三百折成一百五，随遇而安。在她的年代，百元是那么庞大的财产，她的聘金是四百元，，可不就定了终身。“你也把头毛用夹子夹起来，散散的看得无精神。”
“散散的‘水’么。”
“亲像‘－－味’！”
“－－味”是乡下老家一个发了疯的少妇，现在大约已是老妇了，或者已经死了。
“喏，眼睛闭闭，我要换衫。”该准备上班去。
“哼！”她很不以为意：“自小帮你拉屎拉尿，看透透啰，瓠仔菜瓜、芋仔番薯，差不多差不多。”
阿嬷偶尔也会裸裎上身，尤其是夏天热，家里又不爱装冷气，电风扇更少吹。她只着一条半截布裤，在客厅里开讲。
我说：“拜托，你也把衫穿上，对面楼上住的台北人看到了，歹势哩！”
“隔那么远，看不到。”阿嬷说。
“若有人来呢？”
“人来了，我再去房间穿衫。”
说得也是，人过了七十，还要裹什么衣装？自自然然地摆动天体，又碍着谁？
“住庄脚时，你阿公跟你阿爸困眠床上，我嫌热，衫脱下来去困地上，又个凉又个爽？”
穿着毕，才要出门，她忽然想到什么似的走去伊的房间，一会儿又走来，问我：
“有银角坐车没？”
“有哇，我车票还没剪完。”
“万一若是冷气车呢？你有十六块银没？要两段票哩！”
我顿了一口气，问她：“你有没？借我十六块。”
“喏，在这，”她打开手掌，一块钱、五块钱的一小堆，很得意地说：“我把银角捡起来，万一要坐车打电话，欠一块银人就不给你坐车，这里的人不比我们那里，可以讲情。”我与她在床上数着：“五十七块五角银，喏，看你要多少都拿去。”阿嬷说。
我抽出一张百元纸钞递给她：“跟你换。”
“免免免，你上次给我的钱还未用完哩。”
“拿去啦！”我说：“查某人罗罗嗦嗦，我再添三百块，就给你娶来卖！”
背着包包要出门口了，跟她招呼：“阿嬷，我去上班。”
她又从厨房出来问：“卷仔饼你爱呷莫？你阿姑买一包给我，还新鲜，你带几条去办公室呷。”
卷仔饼的袋沿上还沾着米粒，我知道她将它藏在米缸里。
小时候，为着家里孩子多，零食分到每个人手上只有一点点，阿嬷总是偷偷惜我，把多的糖果、饼干、水果藏起来，趁弟妹不在时悄悄告诉我：“米瓮内有一粒桠柑，拿去呷，莫给阿林、阿丽、阿云、阿东看到，剩一粒而已。”“斗柜内第二个抽屉毛巾盖住，用日记纸包着，有两粒金甘仔糖。”“灶前装粗糠的布袋里还有半包纽仔饼。”阿嬷的藏功是一流的，瘄边家嫁女儿送的爆米香，她藏到屋梁上去。我们的偷功也是一流的，架起两条板凳，叫弟弟扶着，我站上去用竹竿撂下来，轻轻拨开包着的红纸，只敢切下四分之一，连纸也切短些，照原形包回去，再用牙齿在边面上磨两磨，表示曾有老鼠前来破坏非人力所为。
也许是“日本仔时代”太过艰苦、漫长，村里的人为着多食一些白饭，不得不想尽办法把白米藏在竹叶下、畜寮里。久而久之，便养成根深的习惯。想到那么难堪的苦日斗是由她们那一代人去吃，对于阿嬷爱藏食物的癖性便没有资格挑剔。偶尔，在置放棉被、衣物的柜内发现几粒软糖，也会浮出寻宝的笑意－－这个游戏玩去了整个童年。不禁剥了一粒吃又揣了一粒在口袋，再将它放回原处，装作啥事都不知晓。过不了几日，便会听到她的抱怨：“半包软糖仔那是你们阿姑买给我的，放在棉被堆里也给你们偷拿去呷。看看，剩三粒，比日本仔还野！夭鬼囡仔，我藏到无路啰！－－喏，敏嫃，剩这粒给你。”
我的确是特权了，可以分享到阿嬷的卷仔饼，及她那个年代的甜处。于是，公事包里常常有些奇怪的东西：五条卷仔饼、一把纽仔饼、六粒龙眼球、两块爆米香、一块红龟仔果......我便拿着去普渡众生，遇到谁就给谁。回到家，阿嬷还要问食后心得：“好呷莫？”我说：“马马虎虎啦，这包比上次那包甜。”
阿嬷的俭约，有时近乎刻苦。每一回陪她买菜，我总要生闷气，她看我拿钱出手快，也不高兴。两个时代的价值观一旦面对面，就算亲若血缘也会争执不已，所有的家庭问题关键不就在这儿？阿嬷坚持买最便宜的菜，七口之家一日的菜钱只用七十元，不能不算奇迹－－半斤豆芽炒韭十元，一条苦瓜熬汤八元，一把菠菜清炒十元，两块豆腐红烧十元，一条吴郭鱼烧酱二十元，半斤鸡蛋煎菜辅菜十元。当我们各组逛完市场在候车亭相见，她见我手上提的是最贵的水果，加上一大捧鲜花时，庭训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