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十五章 佛教的事(2)

    鸠摩罗什当时只有四十来岁。苻坚看到道安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黑脸佛学大师如此恭敬地推荐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学者，心想一定错不了，就故技重演，派一个叫吕光的人率领重兵长途跋涉去攻打龟兹。吕光的部队是公元三八三年出发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龟兹，抢得鸠摩罗什。正准备带回长安向苻坚复命，半途停歇于凉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吕光忽然听到了惊人的消息，苻坚已经死了，政局发生了变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来的主人，显然没有必要再回长安了，吕光便留在了武威。他拥兵自重，给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号，例如凉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凉天王等，越封越大。尽管他本人并不怎么信佛，但知道被他抢来的鸠摩罗什是个大宝贝，不肯放手。鸠摩罗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鸠摩罗什学通了汉文，为他后来的翻译生涯做好了准备。还有青年学者从关中赶来向他学习佛法，例如后来成了著名佛学大师的僧肇。

    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坚死后，入主长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凉州来请鸠摩罗什。吕光哪里会放。或者说，越有人来要，越不放。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继位了，再派人来请，当然又遭拒绝，于是新帝王便出兵讨伐，直到抢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就这样在一路战火的挟持下于公元五世纪初年到了长安，开始了辉煌的佛经翻译历程。他的翻译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们阅读的佛经，很多还是他的译笔。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情景：在我们西北方向的辽阔土地上，在那个时代，一次次的连天烽火，竟然都是为了争夺一个佛教学者而燃起！这种情景不管在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可见，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出现了一种非常饱满的宗教生态，出现了一种以宗教为目的、以军事为前导的文化交流。

    就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的两年前，一位汉族僧人却从长安出发了，他就是反着鸠摩罗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经的法显。这两种脚印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逆向重叠，分量很重。其中使我特别感动的是，法显出行时已经是六十五岁高龄。他自己记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人骨以标行路”。

    人骨？这中间又有多少取经者和送经者！

    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人类最悲壮的跋涉，则以白骨为路标。

    法显在自己六十七岁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葱岭）。这是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天山等几个顶级山脉交集而成的一个天险隘口，自古至今就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于在夏天翻越，却让一位白发学者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这种生命强度，实在令人震惊。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岁那一年从巴基斯坦那面寻路到那个隘口的南麓，对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国老人的壮举深深祭拜。我去时，也是在冬季，还同时祭拜了比法显晚二百多年到达这一带的另一位佛教大师玄奘。那时玄奘还年轻，大约三十多岁。他说，在艰苦卓绝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迈的法显前辈，就什么也不怕了。

    从法显到玄奘，还应该包括鸠摩罗什等这些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楔入了中华文化。平心而论，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是缺少这样壮观的生命形式的。有时看似壮观了，却已不属于文化。

    三

    那么，中华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吗？

    本来，作为民间传播的宗教，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还是承受不起的问题。因为承受以接受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但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是君主集权大国，这个问题与朝廷的态度连在一起，就变得相当复杂和尖锐。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位道安就明确表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说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佛教的兴衰。

    开始，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多数统治者是欢迎佛教的，他们一旦掌权就会觉得如果让佛教感化百姓静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说：“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弘明集》）其中，公元六世纪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态度最为彻底，不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脱下皇帝装，穿起僧侣衣，“舍身为奴”，在寺庙里服役。每次都要由大臣们出钱从寺庙里把他“赎回”。而且正是他，规定了汉地佛教的素食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