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二十二章 十万进士(10)

    说起来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时既然允许推荐和自荐，整体气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试中替别的考生写文，当“枪手”，远近闻名。公元八五八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摆出，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场了，也就松了一口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次，他已经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试卷！

    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枪手”替别人考试，查出后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七

    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

    乍一看，考场门口如狼似虎的兵士显示着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实际上这只是整体不信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推荐和自荐的行不通，首先不在于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而在于社会对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确地指出，推荐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为“其取人畏于讥议，多公而审”（《容斋随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推荐错了人，整个社会都会讥议，这是任何自爱的正派人都不愿意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审。只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声誉，也就有了整体意义上的默契和保证，一切推荐、担保、允诺都因公正而变得合理，反之，则会破碎。

    但是，我们的考官很难维护住自己的声誉，原因不在于品质而在于机制。品质再好的考官，在机制上也具有多方面的可攻击性，因此是极其脆弱的。

    其一，权力网络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在官场上，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员。是官员，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顾及和忌避的地方，这与考场法则有根本性的矛盾。

    他当然可以宣言只顾考场不顾官场，但如果真是这样，他裁断考卷的权力是谁给的？反过来，倘使太顾官场，他作为考场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会污渍斑斑。多数考官都想在两相平衡中稍稍偏向于文化形象，但事实上很难做到。

    唐德宗贞元年间，礼部侍郎权德舆主持考政，皇帝的宠臣李实暗示他几个必须照顾的人选，权德舆拒绝了。李实大怒，干脆公然提出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权德舆接受，而且二十个人的前后名次也排定了。李实对权德舆说：“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被贬谪到外地，到那时后悔莫及。”这下权德舆不能不陷于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实的话办，必然被社会耻笑；但不按他的意思办，他一定会到皇帝那里诬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实不能再胡作非为。但李实对权德舆说的那番话，历来有很多考官都听到过，他们不可能都正巧遇到皇帝死亡、改朝换代。他们会怎么做，可想而知。

    其实，比权德舆受到李实威胁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礼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令狐峘担任主考官以来，高官中荐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数额有定，当然不能全部满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图扳倒他作为报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到当朝宰相杨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顾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别的官员揭露，甚至也怕宰相是有意试探，想来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来信上缴给皇帝。

    皇帝见信后把宰相找来问了一下，宰相杨炎见自己写给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里，十分气愤，就向皇帝反诉令狐峘。皇帝总是更相信宰相的，听完之后就骂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贬了。在这里，作为主考官的权力不堪一击。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考官的是非特别多。公元八二○年礼部侍郎李建主持科举考试，事后朝廷认为他“人情不洽”，让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实上并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没有遵从几项请托。白居易后来说他“在礼部时，以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徐松说他“盖不听毁誉，故不免于遭谤也”。但白居易、徐松说这些话的时候，均已盖棺。

    令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被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