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二十二章 十万进士(13)

    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科举考试中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闹。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一旦停留在考官们身上，发现他们也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极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全方位的悲剧。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八

    科举考试最终的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适合于选拔管理人才。

    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社会实务，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重视时务策论，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扬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了，但是，能对身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的考生，大多算不上什么人才。

    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但这是不公正的。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道试题来断定什么考试有用，什么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

    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东坡奏议集》卷一）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

    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大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

    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仅内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许多联接虚词也是限定的。当然，这至少给考官阅卷带来了不少方便，也使不同的考生纳入了一种相同的可比性之中。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通过这项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法，结果造就了大量的废物。

    对此，清代医学家徐灵胎随手写的一首“道情”表达得很清楚。文中的“时文”，即指八股文：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期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