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布兰克家举办欢迎会——为布兰克家？”
韦兰先生放下刀叉，焦急、怀疑地望着坐在午餐桌对面的妻子。她调整了一下金边眼镜，以极富喜剧色彩的声调，大声读道：“埃默森-西勒顿教授与夫人敬请韦兰先生偕夫人于8月25日下午3时整光临‘星期三下午俱乐部’的聚会，欢迎布兰克太太及小姐们。
凯瑟琳街，红山墙。
罗-斯-维-波”
“天啊——”布兰先生喘了口粗气，仿佛重读了一遍才使他彻底明白了这事的荒谬绝顶。
“可怜的艾米-西勒顿——你永远猜不透她丈夫下一步要干什么，”韦兰太太叹息道。“我想他是刚刚发现了布兰克一家。”
埃默森-西勒顿是纽波特社交界的一根刺，而且是一根拔不掉的刺，因为他生在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正如人们所言，他拥有“一切优势”。他父亲是西勒顿-杰克逊的叔叔，母亲是波士顿彭尼隆家族的一员，双方均有财有势，且门当户对。正像韦兰太太经常说的，根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迫使埃默森-西勒顿去做考古学家，或是任何学科的教授；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在纽波特过冬，或者干他干的其他那些变革性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打算与传统决裂，藐视社交界，那么，至少他不该娶可怜的艾米-达戈内特。她有权期望过“不同的生活”，并有足够的钱置办一辆马车。
在明戈特家族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艾米-西勒顿为什么对丈夫怪诞的作为那样俯首帖耳。他往家里招徕长头发的男人和短头发的女人；外出旅行，他不去巴黎和意大利，反而带她去考察尤卡坦州的墓地。然而他们就是那样自行其是，且显然并没察觉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当他们一年一度举办乏味的花园聚会时，住在克利夫的人家，因为西勒顿一彭尼隆一达戈内特家族间的关系，不得不抽签选派一名不情愿的代表参加。
“真是个奇迹，”韦兰太太说。“他们倒没选择赛马会这一天！还记得吧，两年前，他们在朱丽娅-明戈特举办茶舞会的时候为一个黑人办宴会？据我所知，这次没有其他活动同时进行——这倒是很幸运，因为我们总得有人要去。”
韦兰先生不安地叹息道：“你说‘有人要去’，亲爱的——不止一个人吗？3点钟是多么别扭。3点半我必须在家吃药：如果我不按规定服药，那么采纳本库姆的新疗法也就毫无意义了。假如稍后再去找你，必然会赶不上车。”想到这儿，他再次放下刀叉，焦虑使他布满细纹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亲爱的，你根本不用去，”妻子习惯性地用愉快的口吻答道。“我还要到贝拉乌大街那一头送几张请柬，3点半左右我过去，多呆些时间，以便让可怜的艾米不觉得受了怠慢。”她又迟疑地望着女儿说：“如果纽兰下午有安排，或许梅可以赶车送你，也试一试手织的新挽具。”
韦兰家有一条原则，就是人们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应该像韦兰太太说的——‘有安排’。被迫“消磨时间”（特别是对不喜欢惠斯特或单人纸牌游戏的人来说）这一令人忧伤的可能像幻影般困扰着她，就像失业者的幽灵令慈善家不得安宁一样。她的另一条原则是，父母决不应（至少表面上）干扰已婚子女的计划；既要尊重梅的自由又要考虑韦兰先生所说的紧急情况，解决这种难题只能靠神机妙算，这就使得韦兰太太自己的时间每一秒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当然，我会驾车去送爸爸的——我相信纽兰会自己找些事做，”梅说，语气温和地提醒丈夫应有所反应。女婿在安排日程上老显得缺乏远见，这也是经常令韦兰太太苦恼的一个问题。阿切尔在她家度过的两个星期里，问到他下午准备干什么时，他往往似是而非地回答说：“唔，我想换个方式，节省一下午——”有一次，她和梅不得不进行一轮延误已久的下午拜访时，阿切尔却承认他在海滩凉亭后面的大石头下躺了整整一下午。
“纽兰好像从不为将来打算，”韦兰太太有一次试探着向女儿抱怨说；梅平静地答道：“是啊，不过你知道这并不碍事的，因为没有特殊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就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