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以后的足球赛(2)

　　“大洼村的人做竹枪，可熟练了！”就这一句话，竟使得以村长为首的村中元老全都大发雷霆。结果，村长跑到城里抗议一番，终于把那小官吏撤换了事。便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震怒，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转变，使得一向驯顺的乡村元老竟能胜利地反抗了县府的强权。对山脚孩子来说，这中间自然带了种莫测的秘密。那时我还是孩子，我的母亲，就跟在梦里一样，对斧子之类所有的利器一律怕得要死。她带着我，和山脚的大人们一起，到竹林里去。在那个早晨，身边竹子刺耳的破裂声和记忆中村里大人们的狂怒重叠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威胁。直到战后，在上社会课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介绍，那老师一再强调说，农民们的武器是用竹子砍成的竹枪，我这才算明白，战时村长他们何以如此愤愤不平。在战争中间，一想起那次大暴动，山脚所有的人便都觉得承受着一种耻辱，而那片竹林，便是万延元年暴动最为明显的证据。而今，山脚的人们再次被驱赶出来，要砍同样的竹，削同样的尖。那官吏的话重新激起了他们的耻辱，他们自然不能够听之任之。先辈们砍竹是要反叛现存体制，而以此为耻的村长一伙儿人却希望顺应潮流，他们可是效命国家，才把竹子削得尖尖的。他们希望从自己身上，将万延元年的阴影扶除得干干净净。

　　梦里母亲说过的话，我曾经真的听到过，事隔二十多年，它又重现在我耳畔。父亲死后，大哥大学一毕业就入了伍，S兄也要报考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母亲怅然久之，竟得上了被害妄想狂症。总是喋喋不休，山脚那伙人要来袭击我们家，拆房放火。她还说，只要见到有人来袭击，马上就得跑到仓房去，关上门，这必须经常训练才行。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于是，母亲便告诉我，在万延元年那会儿我家遭到了怎样的暴行，拼命要让她年幼的儿子能够理解她的恐惧。

　　母亲认为，万延元年的暴动，乃是源自于山脚农民无厌的贪婪欲望和强烈的依赖心理。母亲告诉我们说：原来，藩主在流经山脚的河流注入濑户内海的地方建有一座石头城堡。农民们向那藩主求取“拜借银”却遭到了拒绝。此时，大户根所家把同样数量的钱借给了农民，可农民们却以“贷付利银”和“租地利米”太高为由，去竹林砍来竹枪，先就袭击了根所家，拆除、烧毁了上房。然后，他们又去袭击山脚酿造房的酒库，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还沿途攻击富家大户，网罗暴徒，径自挺进到海边的城里。要不是曾祖父带了那条从高知运来的枪，据守仓房开枪抵御，怕是连仓房也要叫这群暴徒攻占了。至于曾祖父的弟弟，他成了被山脚狡猾的农民煽动起来的那群小伙子的中心人物，还妄称整个山脚的“首领”。他们先是前去交涉“拜借银”，一经失败，便立刻变成了暴徒们的头目，站到了暴动的前面。从根所家内部看，他既然将自己的家也要拆除烧毁，可见他活脱脱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而我的父亲，偏要到中国干一种不可思议的工作，破了财，丢了命，可见他是继承了家族里这种疯狂的血脉。尽管大哥读完法学系找到了工作却又参了军这不是出于自愿，应另当别论，可是S兄却是心甘情愿地报考预科学校的，八成通过父亲，他的身上也流有了与曾祖父弟弟一样的血液了吧。“他真不是我的儿子！”母亲这样说道。

　　“可你的曾祖父真是好样的！暴徒们只有竹枪，可他倒把步枪准备好了。他盖的仓房，打也打不坏，烧也烧不掉，他就在二层楼上往外边打枪！蜜三郎、鹰四，你们哪个能像你们曾祖父似地啊！”

　　这话里的教育意味简直太强了。只要我默不作声，母亲就会执拗地唠叨个没完；可要是我迫不得已，说一声我会的，母亲便会还我个满腹狐疑的冷笑，然后闭上嘴不再说话了。

　　有一位老教师与我有过书信往来，他是一个乡土史学家。谈及暴动原因，他对我母亲的意见不置可否。他这人总是持有科学态度，强调在万延元年前后，不光在本地，整个爱媛县到处都有各色暴动，将这些力量和取向综合为一的向量，便是维新。他指出，本藩唯一特殊的事件，乃是万延元年的十几年以前，藩主临时兼任寺社奉行官，结果把该藩的治理引向了邪路。自此以来，便向城乡的土豪征收叫做“万人讲”的日钱，向农民征收“奉献米”，再征收“追加奉献米”。在书信的末尾，这位乡土史学家引用了一节他收集的资料，说：“夫阴穷则阳复。阳穷则阴生，天地循环往返，无不流变。人唯万物灵长，苟治政失宜，民穷时蹶，变故岂不生哉！”这革命的启蒙主义挟着一种力量。我倒是无所谓，可鹰四的情感却受到了相当的激励。正如妻子所说，要不是那退休在家的乡土史学家得了癌症、心脏病什么的，鹰四八成应该去见见他。而我呢，梦中也罢，醒来也罢，我终究不会加入暴徒的一伙，纵然躲到仓房，也不会用步枪开仗。我就是这样一种宁愿恪守精神的人，所以我不会与暴动发生任何关系。可是鹰四，他的人生目标则与我全然相反，至少在我的梦里，这种希望已经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