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个小女孩，又回到纽约时，这座古老的都市对我最重要的莫过于我父亲的书屋。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能够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一旦走出家门，走上那些简陋单调的街道，看不到一处像样的建筑或一座雄伟的教堂或华丽的宫殿，甚至看不到任何足以让人联想到历史的东西，这样的纽约能给一位熟视了无数美丽绝伦的建筑、无数地位显赫的古迹的孩子提供些什么景观呢？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当中，最令我不快的莫过于那座丑陋不堪的纽约。大街无人清扫，矮小的房屋尽管里面装饰得花花绿绿，可外表却没有丝毫威严。我真不明白，那些遍览了罗马、塞维里亚、巴黎、伦敦的人如何能够心满意足地生活在华盛顿广场和中央公园之间。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一座纽约——零星点缀着一些矮小的房屋的长方块，无一例外的灰不溜丢的色彩，没有塔楼、门廊、喷泉，没有任何景观，整个市区就像一个被压扁了的、横卧着格状结构，像用牛皮包裹起来一样，处处千篇一律，除了丑陋再没丝毫特色——竟会在五十年后像阿特兰提斯岛①或者施里曼的特洛伊城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平庸的环境多少年来慢慢形成的社会结构也随之被一扫而光，至今无人记得。然而，尽管如此，我童年的记忆当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仍然是这座与阿特兰提斯共命运的纽约老城，这座从十七世纪开始缓慢而又永不停歇地发展到我童年时代的纽约老城。
①阿特兰提斯岛（Atlantis）：传说中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岛屿，后沉于海底。
②特洛伊（Troy），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后埋没。施里曼（Schliemann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曾发掘特洛伊、迈锡尼等古城。
每当我回想起那个小小的世界，回想起长辈们用来贬损任何形式的进取精神的“箴言宝库”，我就不禁要问，他们的先辈们用以在这片蛮荒的新大陆上开疆拓土并成为其主人的创业精神何以会在子孙们的身上转化为如此的惰性，创业者和革命者的英雄气概何以会消失得一干二净。或许正是先辈们过于积极的敬业才使得这力量在子孙们身上变成了强弩之末？或许是他们在克服了无与伦比的困难之后所奠定的这番辉煌的基业在子孙们的心灵中产生了一种对除生意和家务之外任何事物的虽称不上惰性的冷漠？
对于我出生于其中的那个狭小圈于里的人们，甚至发财也没有多少意义。在不多的几户有产业的人家里，像阿斯特尔家和格雷特家，由于纽约房地产业的繁荣，赚钱本来是轻而易举的，可他们仍然在投资时瞻前顾后，在管理上谨小慎微。而去华尔街或到铁路上、海运或工业中去赚大钱的，那时候还是闻所未闻。我父亲的朋友当中有经营银行的，也有从事其他自由职业的。这当中，当律师的占多数。其实，我所认识的年轻人里面，上完大学后，没有几个不去攻读法律的，尽管后来大多都改从他业了。但总体说来，跟我父亲和我的几位长兄年龄相仿的人，大都属于“有闲阶层”。这个词儿现在已不复存在，正如这个阶层本身已经消亡一样。或许现代的读者听着会觉得不可思议，可事实是我的近亲当中只有一个人“经商”，而我丈夫家里竟然一个也没有。与我们交往的人大都属于这样的家庭，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他们确实从中赚得了一些钱，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很明显，’没有一个人不满足于这种小康水平而去继续奋斗的。年轻时候，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形式的类似“淘金热”的活动。现在，每当我听说纽约的经济生活紧张得要命，人们甚至没有机会在饭前坐下来聊聊天，我就会不由得回想起，在我婚后那几年里，人们可以在甚至不是周末的日子里愉快地会餐，而就座的人当中，男人并不比女人少。在这种场合谈话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我母亲很早以前就注入到我心灵当中的一句话：“不要谈钱，想也别多想。”
那时候的富家子弟，整日被保姆和私人教师重重包围起来，很少能够了解他们父母所从事的活动。就我而言，我的父亲、母亲每天都干些什么，我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记忆。我知道我父亲那时是纽约几家大慈善机构的头儿，像盲人疗养院、布鲁明代尔精神病院等等。每逢四旬斋①，我们家总得开办一所“女子缝纫班”，她们跟我母亲一道为穷人做些缝缝补补的工作。我还记得某些下午跟母亲开车外出去访亲探友，可谁都不在家，便只好去中央公园散步，或到朗布尔僻静的小山谷中采摘紫罗兰和獐耳细辛。晚饭后，我父母偶尔也去剧院看戏，可在我的记忆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去听过一次音乐会或任何形式的音乐演出。直到后来，零零星星的歌剧演出才变成固定的娱乐方式，而去的人就像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人一样，并不是为了欣赏歌剧，而只是为了会会朋友，拉拉家常。那时候最常见的消遣方式是外出赴宴或在家宴请亲朋好友。这种场合有时候会非常奢华庄重（烫金请柬提前三周发出，汤分“稀”、“稠”两种，菜单里得有罗马拌奇②），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热热闹闹、随随便便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得有美酒佳肴相佐，客人们谈论起酒食来也须分寸得体，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