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玛格丽特（第27章　第50号住宅的末日）(4)

    “请问，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柏辽兹滑到电车下面去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离那个栅栏转门很远吗？”

    伊万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嘴角上还不知为什么露出一丝冷笑。他回答说：

    “我离得很远。”

    “那个穿方格衣服的人是不是呆在转门旁边？”

    “不，他坐在离我不远的一把长椅上。”

    “柏辽兹滑倒的时候，那人没跑近转门吗？这一点您记得清楚吗？”

    “我记得。他没有过去。他当时伸开腿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

    这就是侦查员提出的最后几个问题。然后，侦查员站起来，伸手同伊万握别，祝他早日康复，并表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重新读到他的诗作。

    “不，”伊万轻声回答说，“我不再写诗了。”

    侦查员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说他不揣冒昧地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信心：他相信，诗人这么说是因为眼下他还处于某种抑郁状态，这种症状很快就会消失的。

    “不，”伊万马上反驳说。他不看侦查员的脸，而是望着远方，望着渐渐暗淡下去的苍穹说，“这在我身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从前写的那些诗都是坏诗，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

    侦查员辞别了诗人，他已经得到了很重要的材料。他从事件的末尾往前推理，终于找到了产生各种事件的渊源。现在他已确信：所有事件都是从牧首湖畔的杀人案件引起的。当然，不论是伊万，还是那个穿方格衣服的家伙，都没有把不幸的“莫文联”主席往电车下面推，也就是说，表面看来谁也没有推他，但是，侦查员坚信柏辽兹是在某种催眠术作用下奔向（或滑向）无轨电车轮下的。

    是的，材料已经收集到许多，该到什么地方去抓什么人也已十分清楚。但是，难就难在根本无法抓到那家伙。在那所该死的、三倍该死的第50号住宅里，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是有人居住的。那里的电话时常有人接，回答的声音有时像破锣般吱吱叫，有时瓮声瓮气。窗户也时开时关，而且还听见过里面传出留声机的声音。然而，每次进入那套住宅时，里面却都空无一人。白天，夜里，在不同的时间，已经进去过不止一次了，甚至拉着网子在各个房间扫过几遍，仍是一无所获。住宅周围早已设了监视哨，不仅从大门洞通过院子到单元门口的路上有人看守，后门也派了人，连楼顶烟筒旁边都设了监视哨。是的，这套第50号住宅确实有点蹊跷，但却拿它毫无办法。

    就这样，事情一直拖到星期五后半夜，星期六的凌晨，直到麦格尔男爵身着晚礼服，脚登漆皮鞋，以客人身份庄重地跨进第50号的大门。监视人听到了开门声和麦格尔男爵进门的声音。整整十分钟后，几个人不按门铃便径直闯进了住宅。然而，不仅没有找到这里的主人，还有最使人无法理解的事——连麦格尔男爵也踪迹全无了。

    这样，前面已经说过，事情拖到了星期六凌晨。这时又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新情况。一架由克里米亚飞来的六座位客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下机的旅客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胡子拉碴，总有三天没洗过脸，两眼红肿，神色慌张，未带任何随身物品，穿着也十分奇特——戴一顶高加索式毛皮高帽，穿单睡衣，外面披着厚呢斗篷，脚上芽一双卧室里用的崭新的蓝皮便鞋，显然是刚买的。他刚离开舷梯，就有几个人朝他走了过去——他们早已在机场恭候这位公民多时了。不一会儿，这位令人难忘的瓦列特剧院经理斯杰潘-博格达诺维奇-利霍捷耶夫已经站在侦查员面前。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现在已经清楚：沃兰德是首先对斯乔帕-利霍捷耶夫施行了催眠术，然后他化装成演员混进瓦列特剧院，又巧妙地把斯乔帕扔出莫斯科——天知道这一扔就扔出了多少公里。材料倒是有所补充，但侦破工作不但未因此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反而变得更困难了：沃兰德既然有办法对利霍捷耶夫做出那样的事，显然就不会轻易地就范。对于利霍捷耶夫，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还是把他关进了一间比较保险的牢房。与此同时，瓦列奴哈被带进侦讯室。瓦列奴哈几乎两昼夜去向不明，刚回到家里就被逮捕归案了。

    尽管瓦列奴哈已经向阿扎泽勒保证过不再撒谎，但这位总务协理还是从谎言开始了他和侦查员的谈话。不过，这倒也不必过分责怪他，因为阿扎泽勒是禁止他在电话里说谎，而此刻他们面对面讲话，并没有借助这种现代设备。瓦列奴哈贼目鼠眼地四下里扫着，对侦查员说：星期四白天他在瓦列特剧院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斟自饮，喝得酪配大醉，后来便走出剧院。上哪里去了？不记得。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喝了些陈年老酒。在哪儿喝的？不记得。然后就蹲在了一堵墙根下。在什么地方？也不记得。于是，侦查人员告诉我们的总务协理：他这种愚蠢而轻率的行为实际上妨碍着一桩要案的侦破，他对此当然要负法律责任。只是在这番警告之后，瓦列奴哈才痛哭流涕地用颤抖的声音，不住地四下张望着，说出了真情。他承认自己是在扯谎，因为他害怕沃兰德一伙对他进行报复，他已经落到这帮匪徒手中一次了。因此，他请求把他关进一间装甲的牢房，并说这是他所衷心哀求、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