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3)

　　据布兰登回忆，格鲁夫侦探两次拳击了他的腹部，他被打得跪在地上。然后迈可·格鲁夫揪住他的衬衫拖起来，又在他的左眼打了一拳。他倒退了两三步，哭了。他被带回警察局，戴尼尔警官拿出一张纸，开始替他写认罪书。写完要他签字，还按着自己的手枪威胁说，不签要打死他。戴尼尔警官又打了他，使他一度短暂失去知觉。于是，他在警方写好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这一段证词询问，辩方安排由安·芬奈尔律师主持。这样的安排大概不是随意的。芬奈尔是一名性情温和的中年女律师，她做这个城市的公共律师已经二十三年了。当她在询问布兰登遭遇的时候，她的态度和口气，时时在向陪审员们传达对被告的深切同情。最后，她要求布兰登当庭直接回答，他究竟是否杀了人。布兰登清楚地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旅馆。
　　这段作证，辩方律师和证人的配合十分出色。
　　这就是有关“被告认罪”的两套完全不同的说法，当然可以把陪审员引向完全相反的判断。辩方的进一步证据，是辩方为布兰登拍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左眼下的脸部肿起了一块。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对警方逼供提供的物证。
　　可布兰登是黑人，淤血造成的肤色改变，在照片上并不明显。布兰登是圆圆的脸，在照片上能够看出肿胀，却并不非常严重。假如从相反的角度去想，一方面照片上的伤害程度，与被告描述的攻击强度似乎并不完全相符。更进一步推理的话，自伤就也是一种可能。是否任何嫌犯，只要找机会给自己一个自伤，比如在监房里悄悄往自己脸上擂上一拳，就可以反控警方刑讯逼供、逃避惩罚？
　　必须指出的是，有很多人相信格鲁夫警官的证词。当然，信任来自于他看上去聪明、和善。他和父亲都是这个城市的地方治安警察。所谓地方治安警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是社区民众推举信得过的人，出来为大家维持治安的。因此可见，这个家庭在当地是受到大家尊重的。针对这个案子，他的可信度还来自另一个理由：这位被指控为以“黑鬼”辱骂被告、殴打被告的格鲁夫警官，和被告一样也是一名黑人。
　　辩方的另一个证人是被告的母亲。她的证词关键是所谓的“不在现场证明”。她作证说，自己在七点左右起床，然后她在家里两次看到布兰登。以期证明案发时被告在家，而不在作案现场。可是一方面，她对时间的判断，只是自己的起床习惯，并没有看钟表确定。另一方面，她提到两次看到被告，但在这两次其间，还是有一段缺乏证人证明布兰登“不在现场”的时间。
　　被告母亲还作证说，自己第一次去探监是案发当晚，孩子一见到她就哭着对她说：“妈妈，我没干过，我没干过！可因为他们让我签了那张纸，我要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了！”她说着，忍不住开始擦眼泪，布兰登也在下面流泪。场面很打动人，可是陪审员在法庭上永远是带着疑问的：作为母亲，她自然有强烈的救孩子的愿望，她的“不在现场”证明，是不是可靠呢？
　　在证人全部作证结束的时候，是最后的结辩。在结辩中，州检察官海利·肖斯坦女士对陪审团逐条驳斥了辩方的证据。她指出，辩方说是几名警察合伙殴打陷害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这种耸人听闻的警察阴谋论是根本不足为信的。假如你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我建议你们在审判一结束就应该去打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通知媒体等等，因为这是可怕的严重罪行。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是在被告认罪之后，由警方拍的例行照片。照片放得不算大，在这张照片上，似乎并不能看出被告有伤。检察官最后提醒陪审员们：你们应该再想想，这个案子是有人证的，目睹谋杀的斯坦芬先生指证了被告。仅人证这一项，我们就已经有了超越“合理怀疑”的确凿证据。
　　辩护律师麦克吉尼斯的结辩，风格完全不同，一开始就上升到“理论高度”。他的第一句话是：“温斯顿·丘吉尔经常说，在执行刑事法时，警察所采取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然后，他警告陪审团，这个城市的执法警察出了问题：“我们的麻烦大了！”他指出，在案发之后，警察有许多取证的事情可做，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做，“就知道满大街去找黑人”。他问陪审团，你们难道会对这样的“证据”感到满意吗？他重复了被告在证词中讲述的警察逼供的情节，再次出示了布兰登带伤的脸部局部的彩色大照片。在结束的时候，他警告陪审员们：真正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因为警察失职。
　　在结辩结束之后，法官宣布，今天就到此为止，大家回去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第二天一早，十二名陪审员回到法庭。在他们开始长考判断之前，法官给出了指示。他向陪审员解释，所谓法律意义上的“合理怀疑”，是指这种“怀疑”来自思维推理，或者设想；或者证据互相冲突、或者证据不足。因此，假如你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不符”的判定；假如你们发现面对的不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符合”的判定。
　　这是一段相当拗口的话，却是美国司法审判的关键。哪怕再合理的推论，也不足以定罪。定罪必须有超越“合理怀疑”的确凿无疑的证据。所以，被告的辩护律师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合理怀疑”是我们的救星。在一般人看来，假如被告被发现有强烈的作案动机，应该对被告是不利的，但是在律师看来，远非如此。因为作案动机的存在，通常会引出人们逻辑合理的推论。就可能在这种强烈的逻辑力量下忽略证据，甚至自然而然地就以推理取代证据。这个时候，距离辩护取胜、被告被开释，也就不远了。这也是检察官要再三强调她掌握人证的原因，因为人证是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
　　原告、被告和大家一起，看着陪审员们鱼贯进入只有他们能够进入的房间。法警锁上门，任何人不得再进入，不得干扰他们的判断过程。布兰登的父母和亲属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祈祷。
　　仅仅四十五分钟，陪审团就宣布，他们已经得出了一致的判定。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匆匆再次赶回法庭。
　　在这个纪录片里，摄影者几乎一直没有插话，这个时候也忍不住了，我们听到他在镜头外向辩护律师发问：陪审团仅四十五分钟就得出判定，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预兆？麦克吉尼斯律师回答说，真不知道，也许判定对我们有利，也许对检方有利。迟疑一会儿，他补了一句：我希望是对我们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