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天Quarantine（一）1
在柏林开始独身生活的古义人能否比在东京时，离吾良或吾良的灵魂要远一些呢？古义人认为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他的确把田龟和小箱子放在书房里没有带来。不过如果需要它们的愿望强烈起来的话，马上给千樫打电话，让她把它们装进塑料箱，用国际专递寄来就可以了。他已经把柏林高等研究所的地址和床底下的小箱子放在一起了。来柏林前用慢件寄出的书籍花费时间太长，因此急需的德文辞典等已经让千樫用国际专递给他寄来了。
其实细想起来，作为和吾良那边的联系而使用的田龟这一方式本身，不过是自己和吾良之间的游戏规则而已。如果吾良想要和古义人尽快联络的话，以他的个性会采用更为直接的手段。
古义人一登上全日空和德航合营的成田-法兰克福航班，便立刻戴上座位上的耳机，然后乱摁了一通座位旁的开关或按钮，想要寻找接收吾良发来新信息的通信方式，却没有一点儿音讯，大概是因为吾良没有这个打算吧。
启发他为拯救灵魂而Quarantine的是吾良，而竭力实现这个计划的是被千樫逼得无路可走的古义人。这一边短时间的隔离对于那一边的吾良来说难道真是无所谓的事吗？
总之，开始在柏林生活的古义人并不主动和吾良联络，对方也没来联络他。谁知刚到柏林不久，他就从第三者那里获得了有关在柏林时的吾良的信息。柏林自由大学的校园建校时，分散在几个住宅区里。在其中之一的比较文学科的大厅里召开了见面座谈会。参加者有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有资助纪念讲座的出版社和媒体，以及对古义人的柏林之行感兴趣的市民们。这个座谈会散会后，来了一个人物，此人似乎熟知吾良在柏林生活中发生的，并且与后来吾良的生与死密切相关的情况。
看来对于目前在这个国家独自生活的古义人来说，一旦没有了在东京时像千樫那样的屏障般的人之后，就无从筛选蜂拥而至的信息提供者了。因此他现在是毫无戒备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小小的会议厅里座无虚席，提问非常踊跃。座谈会刚刚结束，在担任翻译的日本语学科的副教授和古义人周围已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古义人靠着一个高一些的桌子站着，在简装的德文译本上签名。这时，一个浑身散发着香水气的女性紧贴在他的身边，用悠扬的关西腔对他说道：
“我和吾良先生谈过关于德国新电影的问题……”接着又拿腔拿调地夹带着德语单词对他说：
“我不打算谈丑闻之类的事，所以您尽管放心。那是Madchenfuralles的复仇……在最新的德日辞典上，为避开歧视语而译成’什么都可以为自己做的人‘。”
古义人想要请教这个德文词汇的确切意思，却又因为感受到这女人话语里暗含的轻蔑而犹豫了。这时她又用英语说明是为了送给母亲的圣诞礼物而请他签名的。古义人在扉页上签名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想问她点儿什么，自己又只会法语，无法交流，等到签名结束后，回头一看，原来那是一位比她说话声音苍老得多的日本女性。
“你说的那位Madchen，是给吾良当德文翻译的人吧？”
“不是，不是！她哪会德文哪，连正式参加会议的人都不是。所以才叫做Madchenfuralles的。”
这位女性看上去和古义人的年纪差不多，大约六十岁上下，一头不协调的黢黑浓密的头发，脸庞很小，不说话时，嘴角周边堆出不少的褶皱。
古义人不知该说些什么，那女人递给他一张名片，说道：
“真是可喜可贺呀，在德国也有这么多崇拜者，您一定够忙的，今天就先告辞了。我刚才说过了，关于新一代电影人的话题，以后我会专门拜访您的，请您不要忘记！”
那女人个头不高，迈着男人的步子走了，这时古义人才发现座谈会结束后，电视台的人还在拍摄，就问：
“刚才我和那女人的交谈也要播出吗？”
“不会的。”日本的制片人从旁边伸过头来答道。“只是用于场面的衔接……不过，像Madchenfuralles这样的所谓歧视语还在使用，真让人吃惊啊。不愧是女权主义盛行的国家呀。”
古义人把那张名片放在签名的桌子上就走了。对于和吾良在柏林认识的女性，古义人只对看吾良作画的姑娘感兴趣。如果摄影杂志作为丑闻报道的女性，就是要对Madchenfuralles施行报复的那个女性的话，就和古义人没有丝毫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