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本著名的《我的一生》里，以色列的缔造者之一梅厄夫人描述了一种痛苦——决定给自己的哪个孩子多吃一点食物。
写回忆录时，尽管已经过去数十年，但梅厄夫人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几乎完整地回想起自己“流着眼泪坐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本应该属于我的一点点麦片粥，喂给妹妹齐凯普吃”。
这似乎是一种人生常见的痛苦，却又只有在艰难的时局、拮据的生活中才能体验到。对于没有亲历过的人，再怎么描述，大概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它对亲情的创痛。
最近，在一本中国作者的散文集《走过》里，我再次读到了这十分类似的痛苦。
1967年，在湖南，作者的父亲被定性为“二十一种人”，被通知要到农村劳动改造。
所谓二十一种人，包括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等。
作者的父亲之所以被列入，有两个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当了27天的“伪保长”；二是国民党军队经过的时候，一位团长见作者的父亲聪明，让他在部队里当了27天兵。
为此，年幼的作者也随之遇到了命运的转折：母亲说自己一个人，养不活3个孩子，必须安排一个孩子随丈夫去乡下。
她没有选择最大的姐姐，也没有选最小的弟弟，而是选了老二——还在上小学的作者。
那时候，中国的无数父母都在经历着类似的选择，但当命运降临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时，仍然显得格外残酷。这意味着这个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乡下人”，从“工作一世”变成“种田一世”。
字里行间，我们读到了年幼的作者的精神状态。“三十来里路，我是恍恍惚惚踉踉跄跄随着父亲赶往乡下老家的。”母亲在临行前做了四个肉饼，而四个小时的路程里，每走一段，父亲就拿出一块给儿子吃，他是在“淡淡地补偿让我一夜之间从城里人变成农村娃的深深愧疚”。
故乡以极大的热情接纳了这对父子。尽管时隔三十多年，作者仍然在书上记忆犹新地写下当时老家人欢迎他们的场景：
“生产队长宏宽大叔早已喊了三四十个沾亲带故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丝毫没有因父亲是‘二十一种人’回乡接受劳动改造而嫌弃我们……奶奶的堂屋里摆满了四大桌饭菜，宏宽大叔杀了家里二百多斤的猪，宏杰叔叔操网捞了二十多斤鱼……”
然而，乡下热闹的迎亲场面，对孩子固然是安慰，让他以更好的心情去面对“乡下一望无际的稻菽麦田、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孤寂的夜晚”，但他和城里母亲之间的情感裂隙却是近乎永远地无法弥补了。
我读到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作者十几岁回城之后，母亲再也没有打骂过他。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不冒犯对方。周日，家里往往要叫孩子和亲戚帮助干活、推货车，母亲也不叫他，即便是最难走的两个坡段，她也永远只叫姐姐和比作者小两岁的弟弟去。
“难解的死结和心结，直到二十年后母亲去世。”
散文集名为《走过》。在书里，作者对少年家事的回忆，只占很小的篇幅。在更多的篇幅中，作者都在以后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走过”——走过南中国海的岛礁、军舰、部队、战事，走过中国从东到西的城市，走过欧洲、南美和非洲。但作者所揭示的人生第一次“走过”，甚至是最艰难的一次“走过”，乃是少年时的那一次，他跨过的是时代和命运给渺小的个人掘出的壕堑，直抵心灵，经过它时，总是分外艰辛。
人生往往不是马拉松般的赛跑，而是一段一段接续的旅程。有的旅程我们只是“经过”，还未“走过”，也许只有在许多时光的体味和冲刷之后，曾经模糊的风景才慢慢在记忆里清晰通透起来，沉重的东西变得轻了，坚硬的东西变得柔软了，我们才是真的“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