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是“枪手”么？
坦白地说，二十五年前，离开学院之后，我成了一个“枪手”。
或者说，我曾经当过“枪手”。
你不要误会，我没有杀过人。也不是替考者。顶多算是古人称之为“捉刀”的那一种。很多年来，我一直羞于提起这段往事。那是一个“伤”，我不愿碰它。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在生活中，你只要退一步，一旦越过了底线，你就很难回头了。
我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只有一个字：钱。
这一步走得太远。在做决定之前，我抛了一枚硬币。那是我手里仅有的一枚硬币。我问过我自己：要“国徽”还是“麦穗”？我选择了“国徽”。在我的潜意识里，“麦穗”是底，“国徽”是面，那是“天安门”。
我一连抛了三次，第一次是“麦穗”，我心里说糟糕。可接着两次，都是“国徽”，我赢了。我向“天安门”进军，印在钱上的“天安门”。
我们是奔着钱去的。一直到多年后，骆驼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们南辕北辙，走错了方向。
那年的风沙很大，北京很冷。
我蜗居在北京的一个地下人防工事里，呼吸着污浊、潮湿、阴冷的空气，等待着与人接头。这活儿是“骆驼”牵的线。
客观地说，“骆驼”是我命中的贵人。如果不是“骆驼”，我不会到北京来，更没有后来的……当然，现在“骆驼”已经不在了。“骆驼”从国贸大厦的十八层大楼上跳下去了。安息吧，骆驼。
“骆驼”名叫骆国栋，是来自大西北的才子。骆国栋之所以被人称为“骆驼”，不仅仅是因为他晒了一脸的高粱红，是他身有残疾。它生下来就是个罗锅，且一只胳膊粗，一只胳膊细（那只细胳膊佝偻，几乎是废的），背上还多了一块类似于“驼峰”的东西。但他绝顶聪明，连续三年考大学，连考连中，分数是足可以上清华的料，可每次体检，他都被刷下来了。可骆驼并不气馁，第四次，凭着他那扎实的古文底子，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成了我的同窗……那一年，研究生刚读了不到一个星期，骆驼又差一点被刷掉。因为他时常披着衣服去上课，显得人吊儿郎当的，多次被辅导员训斥。后来辅导员发现：他的一只袖子是空的，他把那只患有残疾的胳膊绑在了身上，藏起来了。
于是，辅导员就以他生活不能自理为由，坚持要他退学。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学院。那天中午，当他去学生食堂打饭的时候，学生们看见他，一个个说：骆驼来了。骆驼来了。他就是那个全省考分第一，身有残疾，要被辞退的学生……我们虽然同情他，却没有办法。可骆驼却从容不迫，脸上看不到一丝沮丧的样子。他站在打饭的队列里，不时有人扭头看他，可他置若罔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单手，从容地打了饭，坐在饭桌前从容地把饭吃完，尔后又到水池前洗了碗筷……这才找校长去了。没人知道他跟校长谈了些什么，结果是：他留下来了。一年后，他做了校学生会的主席。三年后，他带走了中文系的系花。
毕业后，我们天各一方，只有我和骆驼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那时候骆驼已经做了官了，毕业刚刚三年多，他就官至副处，虽然只是计划部门的一个闲职，可他毕竟是官员了。骆驼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他远在大西北，却不断地在信中用发烫的句子向我发出信号：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临了！……那时候，一个副县级官员敢于辞职，这在当年几乎是不得了的事情。可他却毅然决然地辞职了。这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我个人的观察，骆驼身上虽然有些匪气，却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所以，我才信他。
可是，当我辞了职，来到北京后，却发现事情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北京很大，可我却像老鼠一样，蜗居在一个由地下人防工事改造的格子房里，焦急地等待着骆驼。后来我才知道，等骆驼的不是我一个人，是三个人。
骆驼比我们晚到了三天。骆驼气魄大，是直接从兰州飞过来的。骆驼说，他本打算比我们早来一天，先安顿好了再去车站接我们。可那边突降大雪，大雪封了机场，他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不过，骆驼已先期来过三次了。
那天下午，当骆驼的“西北腔”出现在地下人防工事的过道里时，有三个人同时推开了格子房的门。一个是我，一个是湖北的廖，一个是安徽的朱。事前我们并不认识。当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时，湖北佬最先伸出手来，傲傲地，说：廖。他就说了这一个字。朱说：安徽的，我姓朱。廖和朱是一前一后来到这个地下人防工事的，这个由地下人防工事改造的旅社对外叫“红旗招待所”。这也是骆驼事先定好的接头地点。现在，加上骆驼，一共四个人。后来，我们被人统称为“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