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河湾(5)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