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河湾(8)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

　　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心，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文字，再大的干部也没有办法帮你抽掉，这好像已成为规律……”

　　我问：“历来的这种运动中，有没有惩处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懊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结束了，看他们还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去。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吴的护士拿着一迭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我当时想，这些病人和护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却那么急切地在每一个政治老人身上搜寻着任何一点希望，中国人真是可爱又可怜。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我、赵锦绣，还有静安区一位叫赵纪锁的老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后只说了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隆重追悼会，由赵纪锁先生主持，我致悼词。

　　我能够推测，禁止追悼活动的命令并不是针对已死的周恩来的，而是怕“死人压活人”。但是我们，在苦难的大地煎熬了那么久，已经不怕什么。

　　事后，我还独自把病床搬到灵堂隔壁守护，以防有人来拆除。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当时全上海惟一公众性的周恩来灵堂。这件事，当年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的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不会忘记。

　　那天赵锦绣在食堂里的大声嚷嚷，帮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定像那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那样，继续壮胆抗争。就从那天开始，我不间断地向北京的中央领导机构写信，反映上海清查运动中出现的投机分子和是非颠倒，呼吁彻底否定“***”。我说，只有否定“***”，纔能全盘改观。如果仍然以捕风捉影的“反对毛主席”作为清查的第一标准，到头来只能是“***”初期造反派在所谓“誓死捍卫”口号下一系列极左行为的重复。

　　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访办至少还应该保存着登记目录吧。当时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给李小林同学写信的方式藏在她家里，心想她父亲巴金先生已经平反，会比较安全。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终于被彻底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