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9)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声援，连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

　　薛沐老师的发言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那次关于“轮盘转”和“特殊人物”的谈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那个“轮盘转”真正停住，停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现在真的停了吗？

　　我想到了一个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时期犯错误人员的时候，有没有延续以往的错误？

　　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我们每次在纠正前一次错误的时候，总是把纠正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不当一回事。因为前一次错误还历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盖了新的不公平。其实，“轮盘转”就是这样转动下去的，那批永恒的“特殊人物”也就是这样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发空间和批判空间的。

　　我们学院所有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没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现在我看着窗外的校园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毕业生，能不能依然把这个院子当作他们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样给他们足够的温暖和关爱？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长，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但我知道，一个人在“***”中如果参加过造反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说过一些过火的话，现在连做一个副科长都不可能，尽管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份检举信，便立即奏效，连已经通过的任命也要否定。在斗争欲望、防范意识、忌妒心理都超浓度积聚的土地上，这样的检举处处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揣测、想象、夸张、推理、诬陷、诽谤。

　　可庆幸的是，我的同事们对此有一些基本共识。善良的何添发书记在“***”中也和我们一起与造反派抗争，不久前有人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一看，是当年学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两个昔日对手，今日四目相对。侯先生问：“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申请一份毕业证书，也能申请到吗？现在找工作需要。”

　　拔添发书记一笑，说：『为什么要申请？我替你留着呢，只是找不到你。”说着，转身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侯先生的毕业证书，用双手郑重递给他，并与他握手。侯先生不断感谢。

　　我知道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段历史的「毕业」，而我们是颁发者。”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提出几个水平很高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顶级的美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做过造反派头头，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然没有认出来。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我说：“他做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身份郑重证明，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且早早地贴出声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别再听那些没心肠的揭发者的话了。”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绑来这位设计师到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点名要我剪彩，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

　　同样，我向山西电视台陆嘉生台长为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但我却不认识的优秀编剧开脱，认为他虽然如揭发者所言，曾在造反派报纸上写过几篇应时文章，但他那时的『左倾”观点绝对不会超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因此，他毫无责任。更何况，他后来的全部剧作都充满了人性的光泽。我们难道要用他早年的几声追随，来抹杀他成熟后的几十万言作品？

　　由于有人揭发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初期上初中时参与批斗过老师，他现在在报社的工作都产生了问题。我们学院无权证明每一个学生在初中时的行为，而且这位学生也没有向我们求助，但我听说后立即以院长的名义给他们的社长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算下来，他上初中时还只有十四岁。如果一场民族大灾难要一个儿童来分担，而且分担几十年，那就证明，灾难还在延续。”据说，丁社长在编委会的全体会议上朗读了我的这封信，结果皆大欢喜。

　　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汪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报考了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正准备录取，就有揭发信说他有政治问题。我当时已经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革命”的。其实，那只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美电台广播。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初期也参与过批判会。对于这种永无尽头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质问：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