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角上的镇长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食品站长，说：“你是表扬我还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猪头肉的人？我是穷得没有法子啊。你要喜欢，二回我拿猪头肉跟你换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钱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食品站站长给他说得噎住，一时不晓得怎样回复。主持人就及时地喊：“下一个上来。注意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说大是大非问题，敌我矛盾问题。”
“我来！”
下面一个人奋勇地应了一声，挺身而出，是镇革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先前是跟镇长跟得最紧的一个。大家人前人后叫他做“镇长的吊刀”。他并不恼火，反而乐意，说是“跟路线”，一脸的自豪。镇长也是少不得他的，镇长走到哪里都喜欢讲话，讲话便少不得槁子，稿子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写。写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页码，好几十页，就说要得！
但是，其实，再短的稿子，镇长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几岁才去上小学，上了没有几年，家里没有口粮了，就又回去种田。他胆大。他那个山里没有学校，他居然敢办学，一个人当校长当老师——当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教画、又教体育、当伙头、当打钟的。当了几年，教出些什么桃李自然是天晓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调到公社做干部。文化革命，他那个公社造反最早。司令自然是他。他把公社机关所有的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带系在腰上。大约是因为大家都晓得十个癞痢九个哈，居然当地没有人敢另立山头跟他对抗。有几个人背后嘀嘀咕咕过几回想想还是觉得惹不起癞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几年，别的公社都牺牲了人，他那个公社连武斗也没有发生过。癞痢也就因此显得出类拔萃，然后就成了镇革委主任。唯一可惜的是字依旧是认得不多，跟镇长的身份远不相称。但是他决不肯因此跌价，稿子总要有一定厚度的，因为那是镇长权威的体现。至于念不全，他有法子解决。
那法子很简单，就是将稿子复写成两份，他拿一份，另一个字认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报告的时候那个人就站在他身后，遇到有他不认得的字（预先看一遍做好记号），就给他提词。本来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时候报告作到兴头上，他就顾不得听人提词，依旧信口开河地念错。好在他不怕出丑，别人要是纠正了，他马上又改回来。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后边提词的人赶紧轻轻地纠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听见了，就放下手上的报告稿扭回头大声问：“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过头，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说：“我刚才念错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对他念错字别字，大家开头常笑，后来见他坦白得可爱，就笑不起来，反而觉得他人实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癞痢。别的癞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设法捂着，他则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就那样暴露着，炫耀似的。
办公室主任走上台的时候，镇长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事情原本也是意料中的，文化革命了几年，这种人见多了。
办公室主任的揭发主要围绕着镇长作过的报告里的黑话，都是些大歌大颂“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话，这些话都有文字根据的，出自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会上的报告。办公室主任说得有鼻子有眼，一清二楚。
镇长起先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听久了，好像有些烦，就说：“那些话都是你写的，我不过就念念罢了，还念不完全。要是有罪，你总要担当一半，莫往我一个人头上栽赃，莫墙倒众人推哟。”
办公室主任给他说得尴尬，站在台上脸红一下，自一下，憋了好久，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如今你还敢强辩，你有儿个脑袋！”
镇长低了头，咕哝说：“我有几个脑袋！我要有几个脑袋，还会要这个癞痢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