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3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住过一段时间。那期间我写了两三篇短篇小说。现在重读，发现我在文章里对大学校园里的树描写得极端详细而准确。从日本研究中心分给我的房间的窗户里——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已不是那座建筑了——能看见美丽的大树。它的叶子和山茶树叶相似，树上开着像刷子一样的花，结着火红的果实。在伯克利有许多澳大利亚原产的树木，这棵树的日文名称是“澳洲大腿”树。在伯克利，经常能看见用这种树拦成的树篱，而我房间窗前的这一棵却特别高大。
我觉得在英语里这种树的名字应该叫灌木樱桃树，学名为EugeniaMyrtifolia。当时日本研究中心的一位女秘书名叫尤婕尼，是位很有才干、待人亲切的女性。有一次我差一点就跟她说，你的名字和那棵树的学名一样。但是，要是她问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我会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如果有人从时装、横笛、房间方面研究日本古典文学，那他一定会知道《源氏物语》中描写的用丁香做染料染成的和服。这种染料的原料丁香树就是EugeniaAromatica，和灌木樱桃同属一科。
我当时住所附近的女教授俱乐部的树篱也是由灌木樱桃树围成的。每到周末就有一个姑娘到这里来打扫客厅。看上去她好像总是很忧郁。可是有一天她坦白地告诉我，她曾经当过冠军。她说她是悠悠球冠军，还曾作为可口可乐的形象大使去过日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拘谨而忧郁的冠军。我把这件事如同写树木一样，也写进了我的短篇小说里。
在我长久的作家生涯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最初是怎样开始接触文学的。毫无疑问，在我开始读的书中，翻译成日语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最使我津津乐道的一本。后来，我又读了这本书的原著，从而把我带进了美国小说、首先是短篇小说的世界。在回忆那是什么样的作家的作品时，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在波士顿举行的海明威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作过简短的发言，重新大量阅读了他的作品以后，我清晰地想起了如下的事情。
我就从这里开始讲吧。
(二)
我们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一直在了解这个世界。但是，一般而言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所以这个习得过程十分混乱。我之所以基本上是相信人的，是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具有克服这种混乱的自主的平衡感，或者说他们有综合的能力，再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他们具有想像力。
对孩子们来说，文学是给予他们对抗这种混乱的支柱。可是，对孩子们来说，文学又成为加剧这种混乱的、难以对付的契机。童年的我关于“死”的最强烈的实感来自小说。小说中描写了在岛上生活的哈克和吉姆从漂流过来的房子里的暗处中看到一个死去了的男人。吉姆的语言表现力以比现实更浓厚的实感逼近我。
“这个人并不是睡着了——他死了。你在这儿等一等，我钻进去看一看。”
吉姆说着就去了，他弯着腰进屋往里看，说道：
“是个死人啊。真的。身上连衣裳都没穿。他的脊背上挨了一枪。我想他死了总有两三天了。进来，哈克，可是千万别看他的脸——太可怕了。”
当年在读这本译著的时候，我的祖母和父亲都去世了。我对家里两位去世的人没有印象，反倒觉得自己和哈克一同感受到躺在黑暗里的死人更加逼真的真实性。我一边把书里的“死亡”和我身边发生的两宗“死亡”反复比较，一边梳理陷入混乱的自我世界。
上面说的事发生在二战期间，是我在太平洋对面的小小的岛屿上的经历。战败以后，地方城市占领军在美国文化中心设立了开架图书室。对我来说，这个我最初使用的开架图书室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我在那里遭遇到另一种“死亡”。接下来受到的引导又是什么呢？我这个读过《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原作的少年又读了《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那个时期，我对这两位英语作家在语言上深厚的血缘关系一无所知。后读的这本书里也有一个短篇描绘了“死亡”。少年时代的我是这样感觉的——除了有哈克摇着独木船，尼克摇着小船，他们各自摇船行驶在昏暗的水面上，遇到了死人的共同点以外，两部作品还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哈克实际上没能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尼克却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对我来说都一样。诸位都能清楚记忆书中用独特的文体这样描写尼克所看到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