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也曾参加过几次有关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上，往往会发生与正题无关的别的事情，我想先谈谈这些事情留在我心里的感想。
其中一次是几年前我在广岛经历的事情。那一次大会邀请了世界各国的知识界人士聚集在广岛，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耶利·维泽尔主持，主题是展望二十一世纪。会议的最后部分是分组会，向公众开放，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前来听演讲。来自国外的参加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废除核武器，而是集中在强调核扩散的危险性上——虽然本来不会没有意识到这是终极的课题，但关于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往往都是如此，视之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终会实现，对实现这个目的的期限说得含糊暧昧，从而引起广岛听众的不满。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与会者感觉到这一点。
在讨论差不多进行一半的时候，坐在二楼的来宾席最前排的一个看似从事脑力劳动的五十岁左右的人站起来——我之所以这样叙述他的外在印象，是因为在场的外国与会者似乎都如此感觉，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曾经出版过记述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著作——他有点粗野地大声嘲弄道——
“这样可安慰不了‘广岛的心’啊！”
我把他的话翻译给外国人听。他们理解他的心情，但是由于无法立即改变讨论的方向，我们都沉默不语，分组会依然按照原先的安排进行下去。
从广岛回来的路上，我虽然对这个批评怀有同感，但是又觉得用这种方法拒绝外国人来参加讨论——我在别的场合有时也会遇到这种事——恐怕不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原子弹轰炸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依然提出“广岛的心”，其心情尤显迫切，但是我不会向广岛的朋友们推荐这种做法。因为虽然“广岛的心”这句话绝非原子弹受害者的责任，但现在世界上对此未必明确。
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中死于非命的人们；在经受伤痛折磨后患急性原子病死去的人们；虽然在战后的极度困难时期保住性命，却死于慢性的致命的放射能障碍的人们；原子弹受害者的第二代控诉痛苦悲惨的心灵；以及对废除核武器的渴望，把这一切综合地称为“广岛的心”，为什么会是含义暧昧的呢？这不是不可能的吗？如果有人这样反问，这的确完全可以理解。
在原子弹轰炸以后，医生本身虽然也是受害者，却开始积极拯救伤员，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死去。我在由原子弹受害者的各个团体合并而成的“被团协”机关报上发表文章，也使用“广岛的心”这个词，其中也包括后来长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大多数保持沉默的医生的内心状态。
然而，一切语言、一切格言，一旦反复使用，就会产生自我破坏的作用。不论原先多么真切的语言，听起来都会觉得是陈词滥调。在此之前，在横滨也召开过探讨废除核武器的理论性根据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记得一个来自非洲国家的与会者发言道：所有小国都拥有原子弹——他除了主张比国家更小的团体拥有核武器这个设想之外，对核扩散的噩梦基本上采取漫画性的说法——可能反而会出现和平。
为了让“非洲的……”这个说法不会对不负责任的人产生影响，我想说，曾经研制拥有核武器的南非后来销毁了这些武器。这个与会者刺伤我的心的发言是他的补充部分，他说，日本把广岛、长崎变成一种圣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的研讨会上，绝对不能对核武器表现出丝毫拥护的言论。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因为我经常碰到与他一样的争论方法。
就是说，如果受到“难道你们根本不理解‘广岛的心’吗？”的大声质问，那么实际上就成为无法认真进行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讨论的一种遁词。因为形成了来自外国——本国也有很多——的批评不无道理的气氛，这也是一个事实。
上面说到“本国也有”，其实，美俄两家核大国自不待言，就是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每次进行核试验时，政府都会发表抗议声明，要求考虑日本国民的感情。然而，政府也会反过来利用上述那样来自外界的批评，作为向外国的辩解之词。我有这样的印象。坦率地说，我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我国政府的驻外官僚灵活使用这种双重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