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永远记得6岁那年的除夕。
1988年岁末，我独自在母親的宿舍等她归来。室外天寒地冻，宿舍内因悄声燃烧的蜂窝煤而温暖了许多。
我饿了，开始不停往那口冒着蒸汽的铝锅望去，随着蒸汽一同弥漫的，是满屋的粉蒸肉香味。
我到底还是抵不住肉香的诱惑，揭开锅盖，夹了一片粉蒸肉放进嘴里，心里想着“再吃一片就好”，嘴上却不停，连吃了半碗。
我吃得正酣，母亲带着一身冷气回来了。她推门而入时，我嘴里正含着一块肥肉。母亲扫视了屋内一圈，直盯着我，走了过来。当即一顿连扇带打，我张着嘴哇哇大哭，半块肉连同涎水掉了出来。
揍过我之后，母亲端起那碗粉蒸肉甩门而出，留下我一人在她贫陋的职工宿舍里不停抽噎。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又端着那碗粉蒸肉回来了。她愠怒已消，面容恢复到一贯的丧气，顺手把碗放进锅里重新热了热，然后端出来，让我跟她一块吃。
吃完那碗粉蒸肉，按母亲的说法，“就算是过了除夕”。
2
母亲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体罚我，在那时已成习惯，而且往往毫无缘由。
成年以后，我才重新满怀酸楚地触碰这些记忆，连同多年来对母亲生活的思考，以及来自周围的零散信息，才隐约得出一些答案。
早在我尚不记事的幼年，母亲便因多疑整日与我父亲争吵。她偏执地认定，父亲在他厂里有个相好的，而父亲偏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妻子数次追闹到单位之后，他直接消失得杳无踪迹。
母亲更加觉得自己的生活失败透顶了。她原先是国营塑料厂的缝纫工，婚姻遭遇变故没多久，便被调换成烧火工，只有噪音和孤独与她为伴。每况愈下的处境加之原有的性格，在她身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她常常无端地、趾高气扬地对车间的临时工颐指气使，或者和正式工产生摩擦，回到宿舍面对我时，经常是一触即发的殴打。
在对我施暴的同时，母亲还会从口中喷发出强烈的愤懑：“磊，磊！你就是我的拖累。”父亲给我取的“磊”字，愈发招致母亲的怨愤。
我理解母亲当时的处境。
而使我最终对母亲充满怜悯的，是每次揍完我后，她抱着我放声哭泣的声音。多年来，这样的哀啼常常在我梦中隐约传来，让我一次次惊醒。
即便是那样普天同庆的除夕之夜，在母亲和我的世界里，也愈加像一出悲剧。
3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春风，也吹拂到我们这个山区小县城，母亲和我的生活也不再那么捉襟见肘了。
母亲所在的车间被私人老板承包，工人工资由计时变为计件，当时母亲的工种已经调回缝纫工，整天在缝纫机前缝蛇皮袋，一个5分钱，一天能做三四百个。为了多挣钱，母亲每天都在工厂里干得热火朝天。
私人老板另有一个竹制品厂，母亲和一些同事又挤时间揽制作麻将凉席的活儿。她先将打成小块的小竹板钻孔，再穿进塑胶管连接整齐，母亲遍布双手的伤痕和茧疤就是那时留下的。
当然，每个月领到的工资足以令母亲喜笑颜开好一阵。几乎每次，母亲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市场买点肉，用草绳拴挂在自行车的车头，招摇过市地骑回家。
母亲总会麻利地将蜂窝煤炉和灶具搬到屋门口，菜籽油烧得滚烫，肉片入锅的“欻啦”声，锅铲炒动的节奏，升腾而起的油烟随之传来……我紧张而愉悦地站在一旁，看母亲弯着腰皱着眉头，全然沉浸在这场表演中。
待炒菜的气味弥漫在整个走廊上，隔壁屋子传来一句短促的“好香呀”时，我忽然间，也是第一次想到“幸福”这个词，并小心翼翼地试图去理解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