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
开完书记碰头会，孙立栋又签了几份地市级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这几份报告都是要报请省委常委们最后议决的），已是晚上10点来钟了。报告虽然是签发了，但孙立栋历来的做法是，还要将它们在自己身后的机要柜里锁上一两天（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时间允许），让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看法稍稍沉淀一下，然后，找个清静的时间，取出它们，再仔仔细细地看上两遍，再逐字逐句地推敲一下，尤其涉及到案件定性的那些关键部分，他会反复提出一些“疑问点”
来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推翻目前的定性。确实不能了，他才会把它们呈报给省委常委会。应该说，今天要办的事均已完毕，可以回家了，但他没走。下午的会，最终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涉及到顾副书记和九天集团公司的关系，涉及到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向橡树湾派出了工作组，省纪委到底还要不要过问这个基地的问题，书记们最终没能统一认识。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吴副书记谈了一个想法。他说最妥善的处置方法是，把这件事报告给章书记，等他表个态以后，我们再照着去办。这叫“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么做，既不会得罪顾副书记，也没“抗着中纪委领导的指示”，也维护了组织原则。但另一位副书记当即提出了异议：“这好像……等于到章书记跟前去告顾副书记的状。”接着，另一位副书记推测：“假如章书记发出话来，让我们还去找顾副书记拿主意，这不就等于把我们自己逼到了绝路上？”在沉默了几分钟后，吴副书记又提了个建议：“还有个解决办法，就是把董琳副书记的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打印两份，一份呈省反腐领导小组并转顾副书记，一份呈章书记。对董琳副书记的指示，我们纪委先不要表示任何态度，等双方的态度出来后，再相机行事。”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认为这样做最保险。但也有对此不表态的。孙立栋明白这两位没表态的同志的想法。他们觉得，作为一级纪委组织，尤其是省一级的纪委组织，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尤其是中纪委领导已经在过问的事情，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而不该把问题和矛盾往常委会和省主要领导那儿一推了之。但他们没在会上坚持己见，引起争论。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少数的地位，另一方面从会议的进展情况来看，孙立栋好像也没有非要在这次会上做出什么最后决定的意思。既然事情还在两可之间，那么暂且不作争论也罢。
会议可以暂且不作决定，但事情却再不能拖延。孙立栋明白，大主意还得自己拿。董琳副书记的作风他是知道的，她交办的事，桩桩件件都会亲自来查问处理结果。什么时候对哪件事，她说过什么话，有时候甚至是针对一件不怎么起眼儿的事情说过一两句初听起来并不怎么“强硬”的话，你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的，不会较真儿的，但到时候她仍然会来检查你办了没有。而且特别让人佩服的是，几个月前说过的话，她会记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在场有哪些人、对她提出的要求你当时表了什么态、而你现在又拖着不办到底是为什么等等等等，问得你哑口无言。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怎么做才能不得罪了顾副书记，也是不能不顾及的一个大问题呀！那个老式的落地大钟“当当”地敲11下了，孙立栋还没有拿定自己的主意。他的秘书也没走，只不过在外头那间办公室里待着。大约到11点40多分，孙立栋突然出现在秘书面前，口气非常坚决地吩咐道：“给我要章书记在海南的电话。”看情况，他是决心要向章书记汇报了。秘书心里“咯噔”一下。秘书作为记录员，参加了下午的会议。他虽然没有资格在会上开口说话，但因为是孙立栋身边的人，这样的会参加多了，有时候对所讨论的一些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涉及的种种利害关系，甚至比与会者掌握的情况还要多。孙立栋常常在会后（有时也在会前）
把自己的这位秘书单独找到办公室里，让他说说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不管他说什么，孙立栋当场往往不表态。但事后仍可以觉察出，他所说的话对孙立栋后来的决策并非一点都不起作用。
秘书赞成那种看法：这时候就橡树湾问题给章书记打电话，就等于去告顾副书记的状。万一章书记也不想得罪顾副书记，把事情又打发回来，让他们去找顾副书记解决，今后这事情就难说了。章书记身体“不太好”，到底还能在省里待多久，很难预料。从现在的情况看，顾副书记也是有这个可能接替章书记来主持省委工作的。这也是纪委里许多同志的顾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