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於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明年，首场复增性理论。御史杨方立疏请乡、会试增周礼、仪礼二经命题。帝以二礼义蕴已具於戴记，不从。四十七年，移置律诗於首场试艺后，性理论於二场经文后。五十二年，高宗以分经阅卷，易滋弊窦。且士子专治一经，於他经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明岁戊申乡试始，乡、会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毕，再於乡、会二场废论题，以五经出题并试。永著为令。
科场拟题最重。康熙五十二年，以主司拟题，多取四书、五经冠冕吉祥语，致多宿构幸获。诏此后不拘忌讳。向例禁考官拟出本身中式题，至是弛其禁。历科试官，多有以出题错误获谴者。先是康熙五十六年，从詹事王奕清言，场中七艺，破、承、开讲，虚字概不謄写，以防关节。乾隆四十七年，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嘉庆四年，以无关弊窦，废止。制艺篇末用大结，有明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康熙末年，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以为无益而弊窦愈起，奏驳之。初场文原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百字。五十四年，会元尚居易以首艺字逾千二百，黜革。乾隆四十三年，始定乡、会试每篇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自是遵行不易。三场策题，原定不得逾三百字。乾隆元年，禁士子空举名目，草率塞责。其后考官拟题，每问或多至五六百字，空疏者辄就题移易，点窜成篇。三十六年，左都御史张若溎以为言，诏申明定例。五十一年，定答策不满三百字，照纰缪例罚停科。然考官士子重首场，轻三场，相沿积习难移。制义体裁，以词达理醇为尚。顺治九年壬辰，会试第一程可则以悖戾经旨除名。考官学士胡统虞等并治罪。
世宗屡以清真雅正诰诫试官。乾隆元年，高宗诏曰：“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以觇士子学力之浅深，器识之淳薄。风会所趋，有关气运。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应者甚钜。当明示以准的，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於是学士方苞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曰钦定四书文，颁为程式。行之既久，攻制义者，或剽窃浮词，罔知根柢，杨述曾至请废制义以救其弊。四十五年，会试三名邓朝缙首艺语意粗杂，江南解元顾问四书文全用排偶，考官并获谴。嘉庆中，士子挦撦僻书字句，为文竞炫新奇，御史辛从益论其失。诏曰：“近日士子猎取诡异之词，以艰深文其浅陋，大乖文体。考官务各别裁伪体。支离怪诞之文，不得录取。”历代辄以釐正文体责考官，而迄无实效。议者谓文风关乎气运。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於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雍、乾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
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例此。用之洞议也。行之至废科举止。
乡、会考官，初制，顺天、江南正、副主考，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员。他省用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某官差往某省，皆有一定。康熙三年除其例。顺天初同各省，简正、副二人。乾隆中叶增为三，用协办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编、检不复与矣。道光中，简三四人。同治后，额简四人。初，考官不限出身，康熙初，主事蔡驺、曹首望俱以拔贡典试。十年，从御史何元英请，考官专用进士出身人员。然举人出身者间亦与焉。雍正三年，颁考试令，始限翰林及进士出身部、院官，仍参用保举例。乾隆九年，御史李清芳言：“大臣保举应差主考四十九人，满洲四，各直省十六，馀均江、浙人。保荐者大都平日往来相知，饶於财而凭於势。至守正不阿者，不肯伺候公卿之门，边隅之士，声气不通，交游不广，无人荐举。请将合例人员通行考试。”帝疑清芳未列保荐，激为是语，不允所请，仍考试、保举并行。三十六年后，考试遂著为令。初御试录取名单皆发出，其后密定名次，不复揭晓。嘉庆以后，更别试侍郎、阁学及三品京堂等官，曰大考差。会试总裁，初用阁、部大员四人或六人，多至七人。嗣简二三人或四五人。咸丰后，简四人，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