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