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名登山者。第一个人掉进一个冰川的缝隙里，你本来可以帮助他、营救他，但你没有这么做，結果他死了。你将第二个人主动推进冰川的缝隙，不久后，第二个人也死了。这两种行为的错误程度哪种更严重呢？理性地看，这两种行为同样应该遭到谴责，无论是放弃不救，还是主动谋杀，二者的结果都是死亡。但某种直觉告诉我们，放弃不救不如后者严重。这种思维上的错误人们称之为不作为偏误。不作为偏误总是出现在无论放弃还是行动都会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放弃，因为这样引起的损害看起来更小。
假设你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将决定是否要批准一种用于垂死病人的药品。这种药品的副作用很大，它会当即杀死20%的病人，但能在短期内挽救80%的病人的性命。你会怎么决定？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思考，你会禁止审批通过。你感觉当场将20%的病人送去西天，要比本来能够抢救80%的病人但没有施救更严重。这是一个荒唐的决定，但符合不作为偏误。假设你知道不作为偏误，你以理智和道德的名义决定批准这种药品，如果第一个病人用药后死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媒体会大呼小叫，你会丢了工作。作为政客，你要认真对待民众中的不作为偏误——保护自己，对你有利。
司法判决表明，这一“道德扭曲”在我们体内是多么根深蒂固。主动的死亡援助，哪怕它符合垂死者的口头愿望，在德国和瑞士也是要受罚的，而故意放弃维持生命的措施是不受罚的。
不作为偏误解释了为什么事实证明注射疫苗能降低生病的风险，但家长们在要不要给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时还是会犹豫不决。客观地看，如果孩子后来果然生病了，应该指控父母主动伤害孩子。没错，我们感觉故意放弃不如受谴责的主动行为严重。
不作为偏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更喜欢让某人自己撞上刀口，而不愿直接伤害他。投资者和经济记者感觉，不研发新产品不如研发错误产品严重，虽然二者都会导致公司破产。我们觉得死抱着几年前买的一堆差股票不卖，不如卖了再买错股票严重;不申报收入，不如伪造纳税资料严重——虽然结果都是相同的。
行动偏误是不作为偏误的反面吗？不完全是。当形势不明、令人看不透时，行动偏误就会插手了。此时，我们倾向于做无用功，哪怕没有这么做的合理理由。而不作为偏误的形势大多是一目了然的：今天的行为可以防止未来的损害，但防止损害对我们的激励性并不强。
不作为偏误很难辨认——放弃行动不像采取行动那么容易被看出。我们不得不承认，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看穿了不作为偏误，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来反对它：“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解决问题，那你等于在延续问题、加重问题”，当然你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