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晋文王派钟会攻打蜀国。邵第说：“现在钟会率十多万大军伐蜀，愚下认为，钟会单独出兵不守重任，不如派其他人去。”晋文王说：“我难道还不懂这一点吗？如果蜀国被消灭后出现你所担心的情况，那我怎么能有办法对付呢？一般说，败军之将，不能和他们谈论勇武；亡国的大夫，不能和他们图谋保存社稷。蜀国战败后，蜀人已被吓破了胆，因此之故，不必担心。如果蜀国已经被攻克，其他的人都会被震慑住，不值得和他们图谋大事。
中原的将士都思乡心切，不愿和钟会他们同心协力。如果钟会想叛逆，只能是自取灭族。”钟会果然和姜维谋反。魏国将士愤起杀死了钟会和姜维。]
到了晋朝未年，谯纵又立蜀国。宋主刘裕派遣朱龄石讨伐蜀国，声称从内水直取成都，却把老弱残兵派驻水口。谯纵果然怀疑是从内水发兵，结果把军队全部驻在新城待朱龄石来进攻。而刘裕却给朱龄石等人以精兵强将，经由外水（外水即泜江），直取成都，最终谯纵不战被擒。这就是蜀国被灭的情形。
魏国嘉平时，孙权去世。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上书请求攻打吴国。因为三人攻打吴国的具体策略不同，朝廷下诏请尚书傅嘏商议。傅嘏说：“从前吴王夫差战胜齐国，欺凌晋国，威霸横行中原，最后却免不了姑苏败亡之祸；齐阂公开辟疆土，兼并别国，扩大地盘，却不能挽救被颠覆的命运。事情有一个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尾，古代的这些事例都是很鲜明的验证。自从打败蜀国，得到荆州之后，孙权志满意得，极度凶残堕落，相国宣王司马懿、文王司马昭最先认识到自取混乱必然亡国辱家的道理，精通国家能够大展宏图的策略。现在孙权已经死了，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诸葛俗，假如能纠正孙权的严苛残暴除去他的虐政，使百姓免于苛政的苦难，在江东苟且偷安，享受新获得的好处，全国上下共同思考保全之策，有同舟共济的戒惧，即使最终不能自我保全，还足以延长在江东的寿命。现在有人想坐船渡江，在江面战斗；有人想从相反两路一齐进军，攻打敌军的城垒；有人想大军屯田疆场，观察动静，乘机行动，这三种想法都是攻打敌人的常用计策，但是只有施行得当，方能成功；假若计策使用不当，必定要有后患。自从治军以来，军队已经作战三年了，不适于偷袭作战。敌军没有统帅，利在撤退坚守。如果把战船列在重要渡口，实行坚壁清野，此时再纵横决战，这样的计策恐怕很难取胜。敌军在江东为寇近六十年了，私立君臣之位，上下齐心已能同患难。假如诸葛恪能消除孙权执政时的弊端，上天令其覆亡的隐患，吴国崩溃的趋势，还不可能马上等来。现在敌军设下罗网，又防守严密，间谍不能行动，探子也打听不到敌军情况。军队中没有探子，对敌情的侦察就不详细，轻率地率领大军兵临险地，这是希望侥幸成功得到封赏、不顾后果先战斗后寻求取胜的办法，并不是保全军队的好办法。只有大军屯田疆场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出兵按照百姓的意愿，秋毫无犯，坐等使用粮草，不烦劳运输的士兵；乘机偷袭作战，没有长途跋涉的劳苦，这样做能解决行军打仗中所有首要的事务。安营扎寨逼迫敌军，巧妙愚笨的计策都得以运用，计策出来知道是好是坏，战斗起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敌情的伪诈可以得知。以寡敌众，战役频繁，士兵气力就会衰竭；以贫敌富，敛赋过重，国内财物就会匮乏。所以如果敌军安逸，我们就使它疲劳，粮草充足，就使它匮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派勇猛的大军威慑敌人，多施恩惠加倍行赏招降敌军，多方用计，广设疑军，让敌军产生怀疑，以出其不意的进军路线而攻其不备。等到三年，再左右攻击，敌军必然象水流一样分散瓦解，我军安坐等待敌军分崩离析，成功唾手可得。过去汉朝历代常以匈奴扰边为患，大臣谋士早朝宴罢，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大将主张征战讨伐，豪门贵戚主张和亲联姻，奋勇的战士想上战场施展全力搏斗厮杀。
所以樊哙愿意率军十万攻打匈奴，季布当面指出出军的短处；李信请求率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果然被楚军打败。现在诸将要带兵度过危险的江陵，孤军深入敌境，这也犯了樊哙、李信一样的错误。凭陛下你的圣明贤德，大臣的忠正贤良，法律分明，士兵精练，采用稳妥全胜的计策，施展长远的战略抵御敌军，敌军的崩溃失败，是必然的事。所以兵书说：‘不靠战斗而使敌军屈服。不用攻打而攻克敌军的城池，这是打仗的妙策。’如果违背如何战胜敌国的通常规律，采用有漏洞的策略，这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所以说大军屯田疆场威逼敌军的计策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