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没有什么特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什么电灯与自来水。它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城。虽然西门外有火车站，而且附设着修车厂，可是仅足以教关厢洒满了机油和煤渣，在刮风的时候，到处都是带着臭味的灰沙，在下雨的时候，到处都可以陷进去个七八岁的娃娃。虽然因为有了车站，西门与南门外创设了应运而生的打蛋厂与纱厂，可是这些建设似乎并没在文城人民的心理上或经济上有什么显然的影响。
文城城里的石板路，大概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是相当光滑平坦的，现在，它的作用不是给人方便，而是千方百计的专绊行人的脚。路旁，没有使人看着高兴的铺户与房屋。除了豆腐房——主要的还是为养猪，卖豆腐仅是带手儿的事——酱园，小粮食店，其它的买卖，好象都是在这里作试验的，试验成功，便弄来更多的资本，到别的地方去繁荣市面。这里在晚上八点钟以后，街上便象死了似的，只有些无家的癞狗在黑暗中巡逻和乱叫。假若不是“文城”写在了车站的木牌上与车票上，恐怕人们早就把它忘得一乾二净了。
可是，炸弹与枪炮似乎是起死回生的东西。西门外的纱厂与车站都遭受了轰炸；文城的人们开始感觉到吃饭喝茶，生儿养女，喂猪，卖（或买）豆腐而外，还有些更大的责任与工作。他们须设法保卫自己的城池。车站上昼夜过兵，文城的人们昼夜有人在车站上，有招待茶水的，也有卖饼，卖香烟和茶癋鸡蛋的，还有专为数一数过来多少列车，车上有多少兵士的。他们看见了本省的和外省的军队，一样都为他们去打仗。因此，文城的人开始明白，文城不是孤立的一个有几家杂货铺与一座小车站的岛，而是与整个的中华联成一气的。他们的朋友不仅是朝夕晤面的张三李四和麻子王老二，而是全中国的人民。他们的胆气壮起来，也就想作出一点事来，表现出文城并不是一口装着些半死半活的人们的棺材，而是一个足以自傲的地方，因为它也有些欢蹦乱跳，肯作事的人。
文城没有自己的报纸。定阅北平天津或保定的报纸的只有县政府与县立中学。这两个机关，永远把阅过的报纸贴在门外。可是，文城人的看报，不过是一种消遣。他们不但不大了解报纸上所说的国际大事，就是本国的新闻也每每引起他们的误会，而惹起完全与本题无关，越说越远的争辩。现在，日本人的飞机在西门外投过了弹。他们急于看报，而且是认真的看了，因为西门外的死尸与炸毁的屋宇，作了报纸的最真切的保证！——报纸上所说的，不管关于上海的还是天津的事，并非是信口开河，而必定是确有其事；上海与别处所落的炸弹必定和落在文城的一样厉害，或者还更厉害一些。他们信任了报纸，也就信任了抗战，所以，他们老有人在车站上，向旅客，向士兵，“借”报看看。能够把一张报纸，不管是哪里印的，和哪一天的，拿进城中来的，几乎就可以算作一时的英雄！
消息越来越不对了。报纸上所说的，正和敌机的常在头上飞来飞去，两相配合。可是，大家并没有发慌。车站上来了军队，住下了；河岸上来了军队，住下了；王村，李庄，城里的中学，与东关外的松林里，全住了兵！看着士兵们军容的整齐，枪炮的齐备，人与马的精神，纪律的良好，文城的人们不但不慌，反倒睡得更香甜了。仿佛觉得中日战争的胜负就决于文城这一战，而在文城这一战中，中国必定打胜。
大家非常的兴奋。看着城里城外那么多的军队，听着早晚在固定时间吹出的号声，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是心里都暗自盼望；快打吧！快打吧！把日本鬼子打败！从文城把日本鬼子打败！
城里最大的人物是王举人，既是举人公，又作过京官，还有房子有地。王举人可是一点也不兴奋。反之，他很悲观。除了对最亲信的人，他并不肯轻易发表意见，可是谁也看得出，他的神色，他的故意沉默，他的不常出门，都是对抗战没有信心的表示。
他是个读书人，并且极以此自傲。在他的心目中，读书人之所以为读书人，就是遇到事情能够冷静的辨别利害（虽然“利害”不就是“是非”）。辨明了利害，才能决定进退出处，这叫作明哲保身。他看不起文城的人们。看，一面军旗，一队士兵，一尊大炮，会教他们忘其所以的欢悦，愚夫愚妇们！不错，在圣经贤传上，他常常碰见忠孝节义等等字眼；这些字眼也时常的由他口中有滋有味的说出，但是这与其说是读书人应当信任这些好字眼，还不如说是读书人有点义务——把这些好字眼挂在嘴边说的义务。因此，在他遇到非亲非故的人，他的口中不是诗云，便是子曰；仿佛他就是一本活的经典。及至遇到他真关心的人，他的诗云子曰就一齐引退，而让位给两个铜板比一个铜板多，或与此类似的考虑与计算了。假若圣经贤传象太阳那么大，王举人的心眼才不过是个针孔，或更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