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说，天下手持锋利的武器，打算做你所做的事的人太多了，只是力量达不到罢了，你能把他们全都煮了吗？”高祖说：“放了他吧。”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行。
[战国后期齐国的豹勃说田单的坏话：“安平君（田单封号）是个小人。”
田单听到后，置办了酒席，请豹勃，说：“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先生呢？我还常常在朝廷上称誉你啊。”豹勃说：“盗跖的狗朝着尧大声嚎叫，并不是认为盗跖尊贵而尧卑贱，狗只是朝不是他主人的人狂叫罢了。假如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公孙子，是个品质不错的人，另一个叫徐子，是个品质恶劣的人，但如果让他们两人打架争斗，徐子的狗必然要扑向公孙子，咬他的腿肚子。
如果你能去掉恶劣的品质，或为贤明之人，那么贤明人的狗怎么还会扑向贤明的人，咬他的腿肚子呢？”安平君田单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于是向齐王推荐豹勃，豹勃得以被任用为官。后来田单免于九子之祸，豹***了很大作用。]
当初，汉朝时的吴王刘濞，与七国共谋叛乱，待到内幕被揭发出来后，济北王打算自杀。大夫公孙■对济北王说：“请你允许我替你去游说梁王，请梁王向皇帝陈述我们的隐衷。假如梁王不答应，再自杀也不迟。”于是公孙■便去求见梁王，说：“济北这个地方，东边挨着强大的齐国，南边连着吴、越诸国，北边受燕、赵等大国胁迫，这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其势根本不能够自守，力量也难以抵御强敌，又没有奇谋之士为辅佐来准备对付吴楚七国的发难。尽管曾对吴王说了不该说的话，但那不是济北王真正的意图。
过去郑国的祭仲被宋国逼迫，答应立宋女所生的公子突为国君，目的是保护郑昭公的生命。尽管这种作法不合臣子之义，但是《春秋》一书还是把他记载下来，就是因为这样做使郑昭公保全了性命，使郑国没有灭亡。假如当初济北王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明确表示不服从吴王刘槐的意思，那么吴王必定会途径齐国，将大军屯在济北，招燕、赵两国的军队归他统一指挥。这样一来，华山以东各诸候国的合纵联盟便会结成，而且无隙可击了。而如今吴、楚二王指挥七国诸候的军队，驱赶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向西进攻与皇帝争夺天下，济北国则拼死坚守不降，使吴兵失去援助，只能缓慢的单独进兵，最终土崩瓦解，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未必不是济北王的贡献。当初，如果以微不足道的济北小国挺身而出与吴楚七国诸侯争强斗胜，那是用羊羔和牛犊般的弱力，去对抗猛虎和豺狼般凶狠的敌人啊。济北王已经做到了守职不失，可以称得上是忠诚不二了。有这样的功劳和忠义，尚且被皇上所猜疑，只能缩着肩膀，低着脑袋，叠着双脚，抚弄着衣襟，畏畏缩缩等着处分，那就会后悔原先为什么不与吴越结盟，以求一逞了。这对国家是没有益处的，而且我怕其它做为国家屏藩之臣的诸候王们也会怀疑自己守职不失是否也会受到猜疑而起二心。我私下忖度，能够路过首阳山，到达长安，通过太后而向皇帝慷慨激昂发表公正议论的人，只有大王你了。对上有保全天下、免于亡国之功，对下有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名声，你的恩德将使人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希望大王你把这事放在心里，仔细想一想。”梁孝王非常高兴，派人骑上快马赴长安报告给皇帝，济北王才得以不被牵连治罪，改封为淄川王。
三国时的陈琳负责为袁绍起草文章，袁绍失败之后，陈琳归附了魏太祖曹操。曹操对陈琳说：“你过去为袁绍写檄文声讨我，只须历数我的罪状就行了，因为罪恶只是自己干的，为什么向上骂起我的祖父呢？”陈琳谢罪后说：“当楚汉未分胜负的时候，蒯通向韩信献策，劝韩信与楚汉三分天下；齐鲁乾时之战（乾时，今山东益都县境内）管仲竭尽全力为公子纠效命，射中了齐桓公的衣带钩。这都是只想为其主人效力，助其主人获取一时之福啊。
所以，盗跖的属下可以去谋刺许由，夏桀的狗可以向尧狂吠。如果现在你果真能忘却前嫌，对贤明之士即使与你有怨恨也加以重用，对平庸之材，即使与你亲厚也罢黜他，那么就会使四方之人改变态度，归顺于你了。希望你能明智地裁决这个问题。”曹操说：“讲得好啊！”于是厚待陈琳。由此看来，晋惠公杀掉不忠于怀公的里克，汉高祖杀了不忠于项羽的丁公，石勒杀掉不忠于西晋的枣嵩，刘备看不起不忠于刘璋的许靖，确实都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范晔说：“人只有忠于旧日的君主，才能以忠心侍奉新的君主，只有以人云亦云而受到宠信为耻辱，才可以受到特殊的恩宠。假如进言者忠心耿耿，而在上者却听不进去，这岂不是因为苟且求迸的奉承话容易被接受，因而立论严正却多有冒犯的逆耳忠言就难以寻求吗？如果确实能放弃功利的追求，站在大道的立场，遵循义的原则，那就是君子的风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