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的人们所希望于王举人的，是当敌人进城的时候，他会关起大门，在书房里上吊，或是一把火连人带房全烧净。至不济，他们想，他也会偷偷逃出城去，受点流离之苦。他是读书人，应当有点气节。在他们想，刘二狗给敌人作事，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本来是一条狗。王举人不是刘二狗，他一定会在这“国乱显忠臣”的时节，证明他活着死去都无负于大家的钦崇爱戴。
可是，他附了逆。文城的人们恨他比恨刘二狗还厉害：他们不敢希望狗变成人，而绝对不去希望人变成狗。
事实上，举人公的心里并不十分舒服。他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圣贤们都有理想，而理想是无可避免的包括着牺牲。他不愿意牺牲他的家产，因为田地房屋不全是他自己挣来的，而大部分是前辈留下的，他以为，他须对得住祖先，对得住祖先不也是圣贤们所乐于主张的么？一个走离开大道的人，会立在小径上看看眼前的风物；明知走错，却以看到一点新的风景自慰；王举人须象这样，明知得罪了圣贤，可是还希望圣贤会原谅他。
他以为，敌人的请他出山，不过是“利用”他而已，他并不希望得到什么实权，他晓得自己已经衰老，精神体力，都已不够支持独当一面的“差事”。他不能不自傲——到底是举人公啊！假若没有这个功名，当这改朝换代的时候，他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呢？假若他不是举人公，他还不是被敌人随便的杀了，象上街的野狗似的么？他的小黑眼珠发出含着笑的光来。同时，他以为，敌人只须利用他的名望，而不来打扰他，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官长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
万没料到，敌人是那么罗嗦，那么好事，那么认真，他们一天到晚来找他议事，使他绝对没有温读《东莱博议》的工夫。一切的规章，命令，公文，他都须签盖，若只是签名盖章也就还简单；不，他们还教他发表意见。他根本没意见。当他年富力强作官的时候，对上司他只有点头称是；对属下他只须端着水烟袋发个极简单的命令。他不会发表意见。连作文章的时候，他也没有意见，而只有抄袭——把前人说过的再说一遍。
即使他有意见，也无从发表，因为日本人已事先把一切都商量好，而他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商量的。可是，他们教他发表意见。他说不出什么来，他们等着。最后，他点着小瘦脑袋，连说：“好！好！”他们教他签字盖章，倒好象是他们所商议好的事，都是他最乐意作的，而结果如何，他应当负全责！他想敷衍，他们教他负责，他的带着深沟的干脑门上冒出一溜汗珠！
赶到他签过字盖过章的公文，或公文内应办的事情，发生了毛病，日本人会把公文摔在他的脸上，而命令他设法矫正错误。日本人，在喝他的酒，吃他的饭的时候是那么高兴，客气，他万没想到他们会翻脸不认人，把公文摔在他的脸上。
双手按在膝盖上，低着头，他的泪一行行的往下流。
他后悔，但是无法摆脱。为田地房屋，他还得和日本人鬼混，不管受多大的污辱。他知道，假若他敢辞职，日本人就会马上没收他全部的财产，连裤子也不给他剩一条！
他想教刘二狗——他的秘书——多负一点责，但是刘二狗比他更没能力。所不同者，他知道，并且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而刘二狗却一点也不晓得自己是饭桶。刘二狗只要穿着洋服在日本人屁股后头走，就精神百倍的以为自己满有作皇上的资格。二狗愚蠢无知，所以觉得自己聪明绝顶。最教举人公难过的是明知刘二狗的意见绝不高明，可还没法不向他咨询，因为举人公自己根本没有主意。刘二狗呢，只要举人公——或任何人——向他要主意，他马上就能有所决定。因此，举人公愿意教刘二狗多负一点责，而刘二狗也就毫不谦退的乱说乱作一气。及至把事作坏了，日本人可是向举人公大发雷霆。
举人公不能辞职，又不能把责任移交给刘二狗，只好怠工。“等着，我等着，他们免我的职好了！”他自言自语的说：“他们免我的职，大概不好意思没收我的财产吧？”
可是，日本人一点没有免他的职的意思。日本人似乎专爱用庸碌无能的人！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他只好喊“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