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5)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650名犹太人，在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莱津，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六千人口的一个捷克小镇。1942年，纳粹把全部居民强行迁出，命令迁入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其实是个中转站，有十四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其他集中营，有八万八千名被送往死亡营，其中多数被送往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集中居住区，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别集体居住的。在这里住过的犹太人中有一万五千名儿童。类似学校的教育课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的教育。弗利德住进了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女孩汉娜，在2000年才被发掘出她的人生故事，她就是住在这栋楼里，也是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弗利德爱孩子，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被纳粹当着这些孩子的面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一开始，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可她回转来的时候，孩子们还是看到她眼中满含着泪水，并且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顶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写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种不同的书里，读到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直到我读到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对她进入集中营这一时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来说，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理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得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惟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还组织他们排演了儿童剧。在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力量，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五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
　　——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韦利·格罗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威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韦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四千五百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