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衣食足，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萧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喂于后，能守志不移者，鲜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以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则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循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也。)。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议曰：《尚书》云：“殷罔弗小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罔获。”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为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形善也。”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黡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
解释翻译
[天下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惠愚妄？都没个定准，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或出于事所当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上说：“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退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就会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下来。[《管子》上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汉书》上说：“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肖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伯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开始是父母挨饿，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
《淮南子》上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天下一片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
唐尧、虞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新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