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准备在世田谷市民大学讲演的讲演稿。主办单位指定的讲演内容是这样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开的全北海道残疾儿童福利大会上讲的话继续讲下去。上次大会的讲演记录，业已以“为了和不可能‘亲切’相待的人斗争下去”为题出版发行了。于是我就把该文章重新读了一遍，考虑如何接着往下讲。（该文载《核之大火与“人的”呼声》一书，岩波书店出版。）
正如“残疾儿和我”这一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所示，我在有残疾儿的父母们面前，讲了自己和生下来就头部缺损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且，我谈的问题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
现在的核状况，深刻的程度更严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视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与此相联系回头看看·单·个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胁之下一个市民的家庭——无非是每天无可避免的老问题，即：拖着一身残疾的儿子如何成长，以及同他的发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屡屡出现的新困难，再加上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现继续上次讲演的想法。
继续，这种说法总是浮现于我心头的话，中野重治战后写的第一部小说《五勺酒》中的一节里就有：“从什么写起好呢？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尽的样子。结尾处打算加上‘此项待续’，然而如果忘记而漏掉，也请权当有它而读下去。”我也权作“此项待续”开始我的话题，但是我以为“此项待续”的话已将告终。
儿子就在眼下的３月毕业于青鸟养护学校的高等部。这样，和学校之名沾边儿的缘就算断了。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超过父亲，是条大汉子，和同班另一条更大的汉子是好朋友，他俩虽然各有不同的残疾，但是彼此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被周围吵闹得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或者为了强忍住被来自体内的不安征候快要吞没的时候，他俩各伸一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动不动地坐着，这种情况，是学校与家庭的联系本上写着的。一毕业，和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对于儿子来说，再想遇上同样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参加了将来毕业后开始的区的福利作业训练，他母亲陪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偏巧我当时正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也就是这段时间儿子经历了双亲之中父亲不在而情绪波动的阶段。可能又加上在作业所接受训练感到紧张，上作业所上班时，公共汽车碰到路上堵车，那粗暴的言语和举止，常常使他母亲十分为难，不知所措。
这时我就通过国际电话，一连几天和他交谈。很明显，儿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郁，问他的话答得一点也不爽快。没有过多久作业所那边的事就辞了，重返学校。但是这时候也屡屡发生事故，有的是上学时在车站上台阶，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时是蹲在台阶转弯处的平台上，再也不动了。这都是熟人通知家里才知道的。
这些情况，儿子把信寄到巴克莱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后用文学语言来说都蕴涵着某种动机。信的后半部分文思混乱，我这做父亲的也读不懂，至于前半部分的文章，开头一行就对我在国际电话中说的那些强硬的话给以斥责，并且全给挡了回来，用他的观点加以解释，随后是很好地表现他现在的内心世界，给我的印象是让我了解了儿子新的侧面。他那信上说：“实在对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后，下台阶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来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儿子新的侧面，知道他这是故作含糊的说法，老实说，我远离儿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同样情绪不安，还有一层，此时美国的核导弹设在西德，因此，苏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退出会场，成了世界核状况恶化的转折点的开始，所以我的心情当然也十分郁闷。我们作父母的总算好歹迎来了儿子２０岁的生日，当然高兴，妻子更为之高兴，生日那天一到，当时恰逢参议院选举，便带着儿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说：“假如让他弃权，那可就白养这么大了。”我当时就觉得发现了妻子又一个新的侧面。我们的儿子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来，完全是在强忍着残疾给他带来的困难中度过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让我们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