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三岁即知读书，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参知政事栋，明于性理之学，杨氏在室，即尽通其说，故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
左丞董士选自江西除南行台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师。以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虽以训迪为职，而益自充广，不少暇佚。除国子助教，即以师道自任，诸生时其退，每挟策趋门下卒业，他馆生多相率诣集请益。丁内艰，服除，再为助教，除博士。监祭殿上，有刘生者，被酒失礼俎豆间，集言诸监，请削其籍。大臣有为刘生谢者，集持不可，曰：“国学，礼义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为教！”仁宗在东宫，传旨谕集，勿竟其事，集以刘生失礼状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刘生，仁宗更以集为贤。
大成殿新赐登歌乐，其师世居江南，乐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亲教之，然后成曲。复请设司乐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责成监学，拜台臣为祭酒，除吴澄司业，皆欲有所更张，以副帝意，集力赞其说。有为异论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几，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为其院使，间从集问礼器祭义甚悉，集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乱之由，拜住叹息，益信儒者有用。
朝廷方以科举取士，说者谓治平可力致，集独以谓当治其源。迁集贤修撰。因会议学校，乃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学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父兄所以导其子弟，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然则所谓贤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则他日亦当有所发也。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仁宗尝对左右叹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会晏驾，不及用。
英宗即位，拜住为相，颇超用贤俊，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则拜住不及见矣。泰定初，考试礼部，言于同列曰：“国家科目之法，诸经传注各有所主者，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可尽，试艺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则求贤之心狭，而差自此始矣。”后再为考官，率持是说，故所取每称得人。
泰定初，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天子幸上都，以讲臣多高年，命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自是岁尝在行。经筵之制，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润译之际，患夫陈圣学者未易于尽其要，指时务者尤难于极其情，每选一时精于其学者为之，犹数日乃成一篇，集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后得以无忤，其辞之所达，万不及一，则未尝不退而窃叹焉。拜翰林直学士，俄兼国子祭酒。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与同列进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议定于中，说者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事遂寝。其后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