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在潜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经筵。尝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除奎章阁侍书学士。时关中大饥，民枕籍而死，有方数百里无孑遗者，帝问集何以救关中，对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于近效，则怨讟兴焉。不幸大灾之余，正君子为治作新之机也，若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则远去而来归者渐至，春耕秋敛，皆有所助，一二岁间，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则三代之民，将见出于空虚之野矣。”帝称善。因进曰：“幸假臣一郡，试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尔。”遂罢其议。有敕诸兼职不过三，免国子祭酒。
时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将策士于廷，集被命为读卷官，乃拟制策以进，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媢嫉者多，乃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聪明，其于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
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经世大典》，命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集言：“礼部尚书马祖常，多闻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可共领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纟兹、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助撰录。庶几是书早成。”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乃成，凡八百帙。既上进，以目疾丐解职，不允，乃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不报。
御史中丞赵世安乘间为集请曰：“虞伯生久居京师，甚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医。”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帝方向用文学，以集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听其去。集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从容讽切，冀有感悟，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也。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然集遇其人，未尝少变。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为营都王，使贵近阿荣、飐飐传旨。二人者素忌集，缪言制封营国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来索制甚急，集以稿进，丞相愕然问故，集知为所绐，即请易稿以进，终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类如此。
论荐人材，必先器识，心所未善，不为牢笼以沽誉；评议文章，不折之于至当不止，其诡于经者，文虽善，不与也。虽以此二者忤物速谤，终不为动。光人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祖常为御史中丞，伯遂游其门，祖常亟称之，欲集为荐引，集不可，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器，亦恐不得令终。”祖常犹未以为然。一日，邀集过其家，设宴，酒半，出荐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乐而罢。文宗崩，集在告，欲谋南还，弗果。幼君崩，大臣将立妥欢帖穆尔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诸老臣赴上都议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谢病归临川。
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讽集速去而已。伯璲后以用事败，杀其身，世乃服集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