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们对于城里挂着“龙旗”，“五色旗”，或“日本旗”，是毫不关心的。对于皇帝，总统，或皇后当权，是不大注意的。城里的人们却大不同了：他们走在街上，坐在茶肆，睡在家里，自觉的得着什么权柄似的。由学堂出身的人们，坐在公园的竹椅上，拿着报纸，四六句儿的念，更是毫无疑惑的自认为国家的主人翁。责任义务且先不用说，反正国家的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谁敢说我想的不对，谁敢说我没得权柄？呕！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
他们不但这样想，也真的结党集社的“争自治”，“要民权”，发诸言语，见之文字的干起来。不但城里这样的如火如荼，他们也跑到乡间热心的传播福音……北京自治讨成会，北京自治共成会，北京自治听成会，北京自治自进会，……黑牌白字，白牌绿字，绿牌红字，不亚如新辟市场里的王麻子，万麻子，汪麻子，……一齐在通衢要巷灿烂辉煌的挂起来。乡间呢，虽不能这样五光十色，却也村头村尾悬起郊外自治干成会……的大牌。乡民虽不认识字，然而会猜：
“二哥！又招兵哪！村头竖起大牌，看见没有？”一个这样说。
“不！听说围起三顷地，给东交民巷英国人作坟地，这是标记。”一个这样答。
两个，三个，四个，至于七八个，究竟猜不透到底是招兵还是作洋坟地。可是他们有自慰的方法：这七八个人之中的一个，杨木匠，断定了那块写着不可捉摸的黑字的牌子是洋槐木作的。王老叔起初还争执是柳木，经几次的鉴定，加以对于杨木匠的信仰，于是断定为洋槐木，然后满意的散去。过了几天，二郎镇上的人们惊异而新奇的彼此告诉：“关里二郎庙明天开会。老张，孙八，衙门的官人都去，还有城里的有体面的人不计其数。老张，孙八就是咱们这里的代表。……”
这个消息成了镇上人们晚饭后柳荫下的夕阳会聚谈的资料。王老叔对孙八，老张加以十分敬意的说：“到底人家绅士和作先生的，有表可带，才当带表，象咱们可带什么？”
褚三却撇着嘴，把头上的青筋都涨起来，冷笑着说：“王老叔！诸三虽不曾玩过表，可是拿时候比表还准。不论阴天晴天永不耽误事。有表的当不了晚睡晚起误了事，没表的也可以事事占先。”
王老叔也赞成褚三的意见。于是大家商议着明天到关里看看热闹。太阳渐渐的向西山后面游戏去，大地上轻轻的锁上一带晚烟，那是“无表可带”的乡民们就寝的时候了。
第二天真的二郎庙外老早的立上几个巡击兵。老张，孙八都穿了夏布大衫，新缎鞋，走出走入。老张仰着脸，足下用力压着才抹上煤油的红皮鞋底，作出戛戛的轻响。“前面的是孙八，后面的是老张。”庙外立着的乡民指指点点的说。然后两个人又走出来，乡民们又低声的彼此告诉：“这回前面是老张，后面的是孙八。”老张轻扭脖项，左右用眼一扫，好似看见什么，又好似没看见什么，和兵马大元帅检阅军队的派头一样。
城里的人们陆续着来到，巡击兵不住的喊：“闪开！闪开！这里挤，有碍代表的出入！家去看看死了人没有，开自治会与你们何干！去！去！”
乡民们也哑然自笑明白过来：“可说，自治会又不给咱一斗米，何苦在这里充义务站街员！”于是逐渐的散去，只剩下一群孩子们，还争着赏识各路代表的风光。
开会的通知定的是九点钟开会，直到十二点钟，人们才到齐。只听一阵铃声，大家都坐在二郎庙的天棚底下，算是开会。
重要人物是：北郊学务大人南飞生，城北救世军军官龙树古，退职守备孙占元（孙八的叔父），城北商会会长李山东，和老张，孙八。其余的大概都是各路代表的埋伏兵。听说在国会里，管埋伏兵叫作“政党”，在“公民团”里叫作“捧角”，有些不体面的北京人，也管“捧角的”叫作“捧臭脚”。要之，埋伏者即听某人之指挥，以待有所动作于固体运动者也。
大家坐下，彼此交头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说。谁也想不起怎样开会。倒是孙守备有些忍不住，立起来说道：“诸位！该怎么办，办哪！别白瞪着眼费光阴！”
南飞生部下听了孙守备说的不好听，登时就有要说闲话的。南飞生递了一个眼神，于是要说话的又整个的把话咽回去。南飞生却立起来说：“我们应当推举临时主席，讨论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