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绪仍旧停留在那个可怕的九月，打断他的话：“他能救出他们？”
“能啊。他可能靠了父亲的一些关系吧。直到现在，两年过去了，他还是在做这事儿，因为还有朋友在里边呢。”
我默不做声。我在想凹眼姑娘。她至今还关着啊！我能否找一下庄周？
当我把这个想法小心翼翼地向阳子提出来，他立刻说：“怎么说呢，他是个仗义执言的人，一个善良的人。问题是要他帮的人，一定要是受了冤枉的。”
我只好从头说了凹眼姑娘。我强调这是一个被诱惑的女孩，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我说这个不幸的人到底去了哪儿、在哪儿服刑已经不知道了……可是，我多么希望她能早些出来！
我越说越急，阳子一直注意端详我。后来他问得很细，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你跟她搞上了。”我只好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恋爱，是异性的吸引，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太可能成为婚姻。阳子咂着嘴，出主意说：
“我建议你还是多到聚会上，那里的好姑娘才多呢。”
我看着这个充满孩子气的脸，心想你怎么就不能专注于我的问题呢？你了解我心头的苦与痛吗？
“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好姑娘，就忘不掉她。”阳子又说。
我摇摇头：“这是两回事。”
但我明白有一点阳子说得很对——这可能来自他的感同身受吧——我从来到这座城市之后，就一直在渴望崭新的爱情。我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当深夜来临万籁俱寂的时刻，想得最多的就是“她”——我不知道“她”是谁、“她”在哪儿，但知道就在这座浩瀚的城市里。这是确定无疑的，如若不然，命运决不会将我投放到这里，这是哪里啊，它本来与自己毫无关系。
2
出于一种莫名的禁忌，我不愿深入橡树路的内部街巷——至今为止我还一次没有踏进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那个可怕的九月，我可能已经是那里的一个常客。我新结识的两个朋友都没有向我发出邀请，即便发出也会被我拒绝。当我急于见到庄周时，也只是约他到另外的地方：茶馆，或者我们的办公大楼；偶尔也去他的办公室。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而后才算破例。
我一开始想让他帮帮凹眼姑娘，后来才明白自己的请求多么不合时宜：他直到现在还在诅咒那个九月，正陷于深刻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我一直记得的那个站在宣判台上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原来是他最好的朋友，还写过许多诗呢。这个人被处死之后，庄周在多半年时间里都像疯了一样。他一直不相信活生生的一个好友就这么没了，不能正视眼前的事实。“滔天大恶？我只能相信他有时也会空虚无聊，寻求刺激，看了太多黄色录像，行为失控。可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有才华的人！他读了许多书，是我们当中最勤于思考的一个人……他最后会后悔的，他一定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庄周的愤怒溢于言表。他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为一些人打抱不平，千方百计要救一些人出来，“我们这儿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旦正式判了就不可能改变，除非等到几十年后作为错案改正——那时什么都晚了，当事人不是死了就是老了，已经没有意义了。一切都得趁没有定案的时候想想办法。”这使我明白，凹眼姑娘的事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但最后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他摇摇头：“我知道她，因为她的名字和他连在一块儿。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们原来是一对儿，爱得你死我活——他们早就该结婚了，是朋友的母亲拦着不同意，说橡树路的孩子怎么能找个卖糖果的。他们两人就是分不开，后来又和一伙人混在一块儿。这伙人在一起喝酒跳舞，有时通宵达旦，越来越荒唐，最后互相交换起自己的女伴……”
听着庄周的叙说，我觉得身上阵阵发冷。看来一切都是真的。难以想象的是，生活如此优越的一群青年却生活在绝望之中。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或者直到最后，也还是爱着你啊。这总不该是幻觉吧。
庄周声音低沉得快要听不见：“那个宣判会开过之后，并没有处理完所有的涉案人员，因为这其中有一些实在太不着边际了，没法判，也不敢放人——当时一切都服从上边的命令，只能从重从快，所以即便不够条件的也还是关在拘留所里，后来差不多都把人给忘了。我们那儿有一位青年画家，就因为照着一副*扑克牌画过几幅素描，就被抓了进去。他多可怜，没有机会画模特儿，画了几张*却被当成了刑事犯。我一直为他的事找人，直到一年过去才算放人，可是还留了个尾巴，差点开除公职。也就是上个月，他的这条‘尾巴’才给去掉。这其中经历了多少波折，简直一言难尽！这期间的事情太复杂了，因为具体到一个单位肯定有人插手，那些人正好找到一个机会整人——他们最恨的就是同行中那些有才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