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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的父亲庄明离休前一直是整个“上层建筑”的负责人，许多人背后不无揶揄地叫他“教父”。庄周与李咪婚后并没有重新开辟一个小窝，他们一直住在橡树路，住在庄明的楼上。这是一幢灰色楼房，看上去很旧了。它处于整个橡树路的心脏地带，一二百年前就是这样：洋房，大树，教堂，洁白的木栅栏和碧绿的草地。那时这些式样独特的楼房之间，动不动就晃出一个大鼻子，成为这座城市的西洋景。外国人走了，另一些达官贵人、一些金融家和大富豪又在这儿安营扎寨。军阀也来了，背枪的人其实来得更早，因为据说没有他们外国人连窝儿也不会挪呢。再后来又是战争，又是外国人、又是富豪和达官贵人。就这样轮换了许多茬，一百多年就过去了。一百多年里橡树路上住过的人脾气差异巨大，性格迥然不同，一代与另一代、一茬与另一茬，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他们对橡树路的嗜好却是一样的。这儿树木茂盛，房屋疏朗，空地很多。一幢幢灰楼从外面看模样新异，尽管陈旧，但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洋人手笔，随处都透着一股难言的安逸和奢华。没有办法，无论风雨怎么洗涤和摧残，就是不能改变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腐臭气息。用革命的办法，比如冷酷的非常手段，也还是收效甚微。在最愤怒的年代里，有人就提出砍掉大树用作建设的倡议，结果只干了一个星期就住手了，这儿仍然还遗留下许多橡树。还有人发了更大的脾气，让人一口气拆掉了一座教堂、几幢特别招眼的房子——可惜没有进行得彻底也被制止了。看来仍然有人喜欢异国情调，处心积虑地保留过去的痕迹。果然，所有的胜利者都先后住进了橡树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儿终成陌生之地，让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有许多年，通向橡树路的所有路口都有岗楼哨所；后来虽然开禁，但区内最重要的一些院落仍然是封闭的。庄明就住在一个封闭的区内，这也是大家平时不愿到庄周家串门的原因。庄周住在父亲的楼内，他们一家三口占据了二楼东边三间，还有一个大客厅——我记得客厅里铺了一块漂亮的驼色地毯。
庄明长得细瘦，严厉，高个子。而庄周即便在外形上也明显地区别于父亲：壮实，中等偏上的个子。我很少到这里来，即便有事要来，也尽量是快来快走。我那时最怕在一楼的走廊里遇到庄明两口子。没有办法，我总是害怕与一些重权在握的人物相处，横竖都不得劲儿。权力常常会把人变成陌生的东西，又冷又硬，就像污泥里的石头。庄明和我的岳父差不多，眼瞅着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家伙：目光、肌肉、牙齿，都硬邦邦的。我亲眼见他有一次吃牛肉，牛肉做得不太烂，别人正皱眉头，他放进嘴里却是一阵从容的咀嚼。在他眼里，所有来找儿子的人只不过是寻个借口与老子取得联系罢了。所以当我和庄周待在客厅时，总是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李咪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丰满匀称，神气特异，鼻子翘得很高，眼窝也深，眉毛长得很怪，整个是一副狐狸脸。漂亮可爱是不必说了，尽管整个人显得太小了点。她平常就像丈夫的尾巴，里里外外总跟在茁壮的庄周后面。在街头，在朋友当中，所有人都要不由自主地多看他们两眼。庄周一说起李咪总是这样的口气：“那个小家伙”；再不就说：“我那个小爱人儿”……李咪能以最快的速度跟一切生人熟稔起来，并且像对待家人一样把气氛搞得极其融洽。她踮起脚尖拍打客人的肩膀，拍打着，这样那样，说东道西，非常自然，毫无拘束。她整个人显得那么随和，亲切而又妥帖，使人很快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庄周自从那个黑色九月之后就变了。李咪不停地抱怨。她是一个离不开丈夫的人，庄周如果回来晚了，或者是在外面开会停留一两天，她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
以前的庄周只是忙。他不仅要组织各种活动，送往迎来，还有内部管理、下面几个委员会的工作，一大摊子。最让人头疼的是财政部门对所有的委员会都大幅削减经费，这一下全乱了套。这个年头干什么都需要钱，一个几十人编制的单位，本来每年财政上给的钱除了人头费所剩无几，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庄周不得不把一大部分精力用来弄钱，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取名为“创收部”。创收部的人都是很有办法的小伙子或姑娘，一个个夏天穿着圆领衫、牛仔裤，戴着变色眼镜，驾车在闹市区和郊区来复窜奔。他们腰上挎着传呼机，手抓便携电话，在乱轰轰的城市里遥相呼应。庄周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只有几个朋友知道他有多苦。他不愿发出牢骚，可一旦发出，那就是快要支撑不住了。有一次他说：“我平均一分钟得罪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