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博士又言：“古者祀天，器用陶匏，席用藁鞂。自汉甘泉雍畦之祀，以迄后汉、晋、魏、南北二朝、隋、唐，其坛壝玉帛礼器仪仗，日益繁缛，浸失古者尚质之意。宋、金多循唐制，其坛土遗礼器，考之于经，固未能全合，其仪法具在，当时名儒辈出，亦未尝不援经而锭也，酌古今以行礼，亦宜焉。今检讨唐、宋、金亲祀、摄行仪注，并雅乐节次，合从集议。”太常议曰：“郊祀之事，圣朝自平定金、宋以来，未暇举行，今欲修严，不能一举而大备。然始议之际，亦须酌古今之仪，垂则后来。请从中书会翰林、集贤、礼官及明礼之士，请明去取以闻。”中书集议曰：“合行礼仪，非草创所能备。唐、宋皆有摄行之礼，除从祀受胙外，一切仪注悉依唐制修之。”
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备天，其礼仪乐章别有常典，若俟至日议之，恐匆遽有误。”于是中书省臣奏曰：“自古汉人有天下，其祖宗皆配天享祭。臣等与平章何荣祖议，宗庙已依时祭享，今郊祀专祀昊天为宜。”诏依所议行之。是岁南郊，配位遂省。
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甲子，命御史大夫铁古迭儿即南郊告谢天地，主用柏，素质元书，为即位告谢之始。
至大二年冬十一月乙酉，尚书省臣及太常礼官言：“郊祀者国之大礼，今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北郊之礼尚未举行。今年冬至南郊，请以太祖圣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十二月甲辰朔，丞相三宝奴、司徒田忠良、参政郝彬等奏曰：“南郊祭天于圆丘，大礼已举。其北郊祭皇地祗于方泽，并神州地祗、五岳四渎、山林川泽及朝日夕月，此有国家所当崇礼者也。当圣明御极而弗举行，恐遂废弛。“诏曰：“卿议甚是，其即行焉。”
至大三年春正月，中书礼部移太常礼仪院，下博士拟定北郊从祀、朝日夕月礼仪。博士李之绍、蒋汝砺疏曰：“按方丘之礼，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国之北。礼神之玉以黄琮，牲在黄犊，币用黄缯，配以后稷。其方坛方制，汉去都城四里，为坛四陛。唐去宫城北十四里，为方坛八角三，或每成高四尺，上阔十六步，设陛。上等陛广八尺，中等陛一丈，下等陛广一丈二尺。宋至徽宗始定为再成。历代制虽不同，然无出于三成这式。今拟取坤数用六之义，去都城北六里，于壬地选择善地，于中为方坛，三成四陛，外为三壝。仍依古制，自外祗之外，治四面稍令低下，以应泽中之制。宫室、墙围、器皿色，并用黄。其再成八角八陛，非古制，难用。其神州地祗以下从祀，自汉以来，历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限隰，各从其方从祀。今盖参酌举行。”
秋九月，太常礼仪院复下博士，检讨合用器物。冬十月丙午，三宝奴、田忠良等复言：“曩奉旨举行南郊配位从祀，北郊方丘朝日夕月典礼。臣等议，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岁冬至礼圆丘，尊太祖皇帝配享，来岁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春秋朝日夕月，实合祀黄。”诏曰：“所用仪物，其令有司速备之。”又言：“太庙故用瓦尊，乞代以银。”从之。十一月丙申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从祀。时帝将亲祀南郊，不豫，仍遣大臣代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丁亥，太常寺臣请立北郊。帝谦逊未遑，北郊之议遂辍。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诏议南郊祀事。中书平章社买闾、御史中丞曹立、礼部尚书张野，学士蔡文渊、袁桷、邓文原，太常礼仪院使王纬、田天泽，博士刘致等会都堂议。
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当有旨钦依。
二曰神位。《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谓：“昊天上帝，冬至圆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苍璧礼天。”注云：“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也。在北有，谓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宝也，又名昊天上帝，又久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数名。”今按《晋书·天文志·中宫》“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宝。”《周礼》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郑氏以星经推之，乃谓即天皇大帝。然汉、魏以来，名号亦复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乙，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曰昊天上帝。与《周礼》合。唐、宋以来，坛上既设昊天上帝，第一等复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与太一、天一等，皆不经见。本朝大德九年，中书圆议，止依《周礼》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圆议，五帝从享，依前代通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