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终于抵达了海岸。我获救了。
啊，那一刻，那种奇特的感觉永远留在了心里。
眼下这个正在漂移的、随时都能够断裂的“冰块”就是这片原野。
随着往西，土地变得越来越干旱了。这儿竟有好多地块因为上一个季节墒情不好而没有播种。荒芜的土地，沉默的村庄，一眼望过去让人揪心。来年的春天怎么办？偶尔看到一片庄稼，是那些蔓子又黄又短的红薯，秋末的收获一定非常可怜。长得比较旺盛的是沟边路旁的粟米草、假稻、雀麦之类。如今这儿连一朵小野菊都开不好，地黄花早早枯萎了。那些菊芋，往常在渠畔路边长成了茂密的林子，美丽的金色花瓣总是在阳光下闪着灼人的光彩，可眼下它们的秸秆只长成小拇指粗，顶多有二三尺高。干渴折磨着每一种生命，无论是人还是植物。
一进村子，遇到的全是一些淡漠的眼神，这表明了他们已经不再企盼。他们瞅着一个外来人，就像瞅着一株草那样无动于衷。如果上前与他们搭讪，拉几句家常，他们也待搭不理。街道上大半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青壮年大都到外边找事情做了——到很远的南方，千里之外；或者到东部，到年景好一些的平原，给人种地或下矿打工。男的到南山去开矿、闺女被招进各种公司。老婆婆们双手拍打膝盖喊着：“天哪，这是怎么了？水都哪去了？俺打记事起也没遇上这样的大旱天……”
水都到那些暴雨成灾的地方去了。南边，更远的地方，那儿的乡村和城市正在经受历史上最大的水难，大水漫过了河堤江堤，涨满了沟渠，城市和村落都被水淹没了，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
说到了南边发大水，老婆婆们就叹息：“天哪，作孽呀，把南边的水匀点给咱多好，哪怕一个缸里匀上一瓢也好。”
她们盛水的缸都干了，只有到了半夜才能到村边的那口深井前排队，弄来一点点水。“我家里呀，提水的瓦罐砸破了三个……”老婆婆伸出了三根枯长的手指。原来井太深了，拴瓦罐的绳子要很长很长，还得有个好体力、打水手不抖才成。“作孽呀，作孽呀。”她们用衣袖擦着眼睛……
从村庄里出来，心情恶劣到了极点。老婆婆的呼叫不断回响在耳边。我心里一直在问：老天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干旱就是铺天盖地的大雨，忽冷忽热，寒冷的冬天飘起了温暖的细雨，再不就是秋天里一场连一场的霜冻。我亲眼见到有一个秋天的早晨，东部平原上那些发着咸味的污水沟突然结成了黑色的冰块，有一条鱼冻在其中：鱼长期生活在这儿，竟然适应了浓黑的污水。有一个流浪汉不听劝阻，在水沟捉了一条鱼烧了吃，结果肚子疼得打滚。不仅沟渠里的鱼不能吃，就连大河里的鱼吃了也要出事。不知多少人因为吃了有毛病的鱼给拉到医院里抢救，几乎每年都有人死于受污染的鱼。“咱这里的鱼过去多么有名啊，如今完了，咱淡水鱼的名声坏了！”村里的人说。
在金矿和化工厂附近的那些村庄，一连几年都生出一些怪模怪样的孩子，他们一出世就把人给吓个半死——满村里的人都传开了，说“生了个妖怪……妖怪！”一个俊模俊样的小媳妇临盆了，结果在两个接生婆惊惧的目光下生出了一个青蛙似的东西，而且一落地就像青蛙一样“哇哇”大叫，还不停地蹿跳。接生婆用木盆把它扣住，这才算完结——因为这个故事在平原上流传很广，我后来走进那个村庄还特意印证了一下：令我惊讶的是，那真的是一个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我还见到了两个接生婆中的一个，她也频频点头，言之凿凿。老太太张着缺少牙齿的嘴巴，一口接一口吸烟，像说一句谶语似的：
“丢下个良心，换来个青蛙。”
我一路上不断地打听：“你们听说过一个新开的、叫‘顺风’的大农场吗？老板娘是女的……”
“农场？这工夫还有人顾得上干那事儿？种地是一件害人的麻烦，要水没水要人没人，哪有像样的地连成了一大片儿？也许你该去别的县份？”
“县份”就是以县为单位的不同区划。连它的位置都搞不清，这怎么会呢。我相信岳贞黎告诉的不会错——它就在这个平原上，在界河边。而且农场的名字十分响亮：“顺风农场”。
“界河？那河长了不是？它的上游还是下游？再说河边也大了去了，往东下去也是河边！”村里人对我的解释仍旧不以为然。他们固执地认为，如今这一带是不可能有农场的，也不会有人干这样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