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於忧患者正在於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将不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於中外之情相隔，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粉饰，其情形不能上达於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底止。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於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於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措手。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责成，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要之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不应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之本在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使武备果有实际，则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觎觊亦可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讬於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於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争相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震动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中国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构兵而来，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门奏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摺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战之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事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复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载澂奠醊，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