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曰：“天下之务，萃于中书，不胜其烦，然大要用人、立法而已。人之贤否，未知其详，固不可遽用。若或已知其为君子，为小人，而复迟疑两可，莫决进退，用君子巩其迂，阔用小人冀收其捷效，是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饮食也，独膳夫能调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独星官能步亏食之数。今里巷之谈，动以古为诟戏，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孰非古人遗法。岂天下之大，国家之重，而独无必然之成法乎？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维，上安下顺，而君相不劳。
今立法用人，纵未能遽如古昔，然巳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未仕者当宽立条格，俾就叙用，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外设监司以察污滥，内专吏部以定资历，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举下，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于贵家之世袭，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数，续当议之，说不可缓也。
其三曰；为君当知为君之难。盖上天为下民作之君师，非以安佚娱之，乃以至难任之也。古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岂故为自苦哉！诚深知为君之难，则有一息，不敢暇逸者。请言其要。
曰践言难。知人难，用贤难，去邪难，得人心难，合天意难，何者？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一日，二日，万几，人君以一身一心临断之，欲言之无失，岂易得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违之者，可否异同，纷更变易，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此无他，至难之地不以难处，而以易处故也。苟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所当然，不牵于爱憎，不激于喜怒，虚心端意，而审外之，鲜有不中者。奈何为上多乐郐肆，为下多事容悦。夫私心盛，则不畏人，欲心盛，则不畏天。以不畏天、不畏人之心，所日务者皆快心之事，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安肯兢兢业业，熟思而审处之利？此人君践言之难，又难于在下之人也。
人之情伪有易有险，险者难知，易者易知。且又有众寡之分焉。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难于知下，而在下易于知上。处难知之地，御难之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人君处亿兆之上，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不幸见欺，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害可胜既乎？人君惟无喜怒也，有喜怒，则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张势，人君惟无爱憎也，有爱憎，则假其爱以济私，藉其憎以复怨。其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君子，退者未必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夺者未必有罪，赏罚生杀，鲜得其正。人君不司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患尚可言邪？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既不出此，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好利之人耳，无耻之人耳。彼挟许用术，投间抵隙，以蛊君心，欲防其欺，虽尧、舜不能也。此知人之难也。
能知贤则必任贤。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行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人国，重固如此也。然其人必难进易退，轻利重义。人君虽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泛如厮养，贤者有不屑也。虽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礼，然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或用其言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期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天下后世哉！且贤不惟难进也，而又难合。人君处崇高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闻己过，务快己心，而不务快民心，贤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尧、舜而后已，故其势恒难合。况奸邪佞幸，丑正恶直，肆为诋毁，多方以陷之，将见罪戾之不免，又可望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泽邪！此任贤之难也。
奸邪之人，其心险，其术巧。惟险，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势在近习，则结近习，势在宫闱，则媚宫闱。或以甘言诱人于过，而后发之，以示其无党，务窥人君之喜怒而凶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结其爱以济己之欲，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所谓城社鼠而求去之，固已难矣。然此犹人社之不知者也。至若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贤嫉能，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此去邪之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