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台市远郊山里有个挺穷挺穷的大县叫林中县。林中县有个历史挺久远的大镇叫窑上镇。窑上镇上有个远近闻名的中学叫窑上镇中学。林中县不出金银不出铁，不出木材不出粮，就出了这么一所好中学。有一帮响当当的名牌教员，穷死苦死不出林中县，铆足了劲儿年年给本县教出一批名牌学生，组队“北伐南下”，考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各名牌大学。八九十年了，几乎年年如此。这不仅在章台一市四县几十所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全省，那几所直属省教委领导的重点中学，多年来能一直保持如此成功的高考率的，也属罕见。是奇迹，绝对是奇迹。窑中年年往外送学生，年年只见有走的不见有回的。成了的不回，败了的也不回。有人说当年在北洋政府总理衙门行走的就有自窑中毕业的学生。随“张南皮”（张之洞）出国跟各列强办交涉的几位译员里，有一位就是当年窑中最早一届的毕业生。几十年来，林中县的人穷死了，再没别的路往外走，把孩子“送进窑中”，几乎成了林中县所有家庭期望于未来的唯一寄托，唯一奔头，唯一曙光，唯一的唯一，所以，在林中县，谁要是向人介绍自己是“窑中”的教员，对方绝对能把你当县委委员一样隆重看待，甚至超过那什么委员。您不信？我给您举个例，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吧，谁把县委委员当个人？但你敢这么对待窑中的教员吗？反了！有一伙北京来的愣头青（红什么兵吧），不知深浅，一脚踏进窑中，见此处依然跟个世外桃源资本主义堡垒似的，一再地书声琅琅，一再地人影憧憧。于是无名之火冲天而起，冲进教务长室一边发布停课令，一边抓起教务室里正在开会的几个教员就往外走（其实他们真误会了，在教务室里的那几位教员正在研究窑中是不是也该跟着全国形势停课闹一回革命的问题）。还没走出校门，就被窑中的学生拦住了。几十分钟后，镇上无组织的居民蜂拥而至，直求那一帮红什么兵放人。几个小时后，有人要抓窑中教员的消息传遍林中县，有马车的赶着马车往窑上镇赶，有拖拉机的开起拖拉机往那儿赶。自行车队跟个蚂蚁群似的漫过坡地，拥向窑上镇。不到吃中午饭时分，便把窑中围了个水泄不通风吹不进。到晚半晌，步行大军匆匆赶到，有人说林中县三十万人那天起码去了二十八万七千六。当然是夸大了。但我说去了二十八万七千五是确实的。没有人敢跟伟大首都的红什么兵吵架，更不敢跟他们辩论（辩得过吗）。我们真心拥护党中央真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真心拥护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全县都是造反派，不信，您瞧，县长打倒了，县委书记也打倒了。您还要打倒谁，尽管说。今天没打倒，我们明儿个一早就去打倒。但只求小将高抬贵手，把教员给我们留下。窑中的教员你们不能带走啊……七天七夜，整整围了七天七夜，林中县的老百姓就是不走。就是这一句话，请你们把教员给我们留下。事后，窑中的全体教职员工，抱头痛哭，一起发誓，今生今世不为林中县的百姓呕尽最后一滴血誓不为人。
这就是林中县。
这就是窑上镇。
但是，那一天，窑上镇中学却出事了。当严谨地、安顺地、堂而皇之地响了几十年的上课铃，像往常一样准时准点地响起来以后，所有的人却都觉出，窑上镇中学出事了。训练有素的全体学生们虽然像往常一样，不差丝毫地踏着清脆的铃声跑进教室，像往常一样毕恭毕敬地做好了一切上课前的准备，操场上、水房里、动植物标本室里、女生娱乐角……那一切供学生课余活动的场所立马空了。但一分钟、两分钟，甚至过了三分钟，不见一个教员进教室。从来不在上课铃响过以后在教室里交头接耳的窑中学生，那天交头接耳起来。从来不在背后议论老师的窑中学生，那天忍不住议论起来。但他们依然在等待，依然毕恭毕敬。又过了一分钟、两分钟，甚至又过了三分钟，还是不见有一个教员走出办公室。后来有两位中老年教员觉得这么做实在有些过分了，怕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便打熬不住地拿起教案本，想去教室上课，但还没等他们走到办公室门口，却被一些青年教师挡了回去。这时，学生才开始骚动起来。
而这时，几位教员代表，在邵达人老师、华随随老师的带领下，正在校长办公室和老校长办着交涉。华随随原先是这儿的教师，去年调往离窑上镇五华里的梨树沟小学当校长。梨树沟小学一共有学生二十三名，她这名校长兼教务主任，兼总务主任，兼科任教师，兼班主任，还兼了必不可少的总务员。可惜她还没参加组织，否则她还得兼个校支书之类的职务。其实在对她的正式委任书上写的只是“负责老师”。但梨树沟的乡亲们却依照他们几十年来的老习惯，把每一个愿意到他们这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小山村里来教他们的娃儿们的教员，统称作“校长”。这是百姓的“任命”。这就像这儿早十几年就解散了人民公社，把大队改成了村，但他们却至今依旧喜欢把村址称作“大队部”，称村支书为“大队支书”。那是一种习惯。习惯了，不好改。这就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