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那个远离深圳的闪闪发光的Ｎ城生日浓缩成一个玻璃缸大小的空间，悬浮在南红到深圳以来的各个房间里，它在变化不定的光线中时大时小，它悬浮在眼前的景物也随意变幻，有时是那团烛光迷蒙像梦境一样恍惚的气团，南红的脸在蜡烛之间浮动，有时是那个巨大的水果坛，它们以超现实的颜色发出亮光，犹如童话中的事物，轻盈地摇动，发出悦耳的丁当之声，而那辆停在草坪上的拖拉机恰如其时地变成了一辆天使驾驭的马车，成为水晶般透明的背景。
这一切都是因为它们太遥远了，永远不能再回来，它的明亮与南红房间的黑暗（不眠的夜晚）之间有一道绝对的界线，我们怎样使劲也无法穿过这道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悬挂在我们摸不着的地方。躺在黑暗中的人，再一次想起了今天正是她的生日。
生日这个字眼是一把锐利的尖刀，寒光闪闪，它平时躲在暗处，不动声色地向我们逼近，在每年的某一天，它犹如闪电从天而降，直逼我们的心脏。它的寒光照彻了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荒凉而丑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幼年曾经背诵过的语录莫名地出现，正如时光远去的背影偶尔朝我们回过脸，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中间隔着万丈深渊。
南红觉得自己一生的生日都在那个堆满水果的Ｎ城房间里过完了，她当时就是那颗红樱桃，站在了全部日子的顶端，她只能沿着果坛的阶梯，一级一级往下走，最后脚底碰到的是坚硬的水泥地。
一个刚刚大出血的女人，她的血还没有止住，她全身虚弱，头重脚轻，她的脚一碰到水泥地就像踩着了无数钢针，这些钢针密集得如同液体，又如饥饿已久的活物，它们紧紧粘附在女人的脚上，她把脚抬起来它们还死死粘着，它们瞬间就脱离了水泥地，从她全部的毛孔直逼而进，毫不犹豫地抵达她的骨头。
坚硬的骨头在出血的日子里变得脆弱而敏感，就像裸露在空气中的舌头，无法承受坚硬和尖利的东西。血液也会从骨头中渗漏出来，它们一点一滴，从骨头的呻吟中由鲜红变得惨白，比冰雪还要白，它们散发着寒气，又被寒气所驱动，它们用力地挤过骨头和肌肉的缝隙，滴落在身体的表层。这时它们已经滤尽了它们本身的颜色，变得透明，它们一无所有地垂挂在额头、脊背、胸口上，去尽了颜色和温度，它们的寒光从骨头、五脏到皮肤。
这就是冷汗复杂的来源。
家庭机器
现在我又听见了家庭这部机器各处的螺丝松动时发出来的嘎嘎声，它们浑然一片，乱糟糟的，我一时分不出哪些是主要环节发出的声音，哪些是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声音。它们松动之后有些东西就开始脱落，这些脱落的东西是什么呢？茶杯盖、碗、玻璃杯？这些廉价而易碎的东西在许多牢不可破的家庭的某些时候都会被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们有时候在深夜就会听见，它们的声音从我们的头顶、左侧或者右侧响起，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我们会看到从这幢楼房走出的某对男女脸上浮动着青黄的颜色。但我和闵文起没有干过这件事。
我一点都想不清楚，一想就头疼，一想就听见嘎嘎响的声音，这种声音听久了我才辨认出来是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不是又尖又细的鞋跟发出的那种，这种高跟鞋早就淘汰了，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滞留在舞厅那样的地方，在暗中、在光滑的地面、在灯光闪烁不定的时刻，这些地方脱离着生活的常态，脚并不用来走路，而是使劲踮起来疯转，人的整个身体也不好好待着，而是左转右拧。这种后跟又尖又细的鞋子花里胡哨，一些发亮的碎末掺在鞋面，或者缀上一个更加发亮的蝴蝶结，或者干脆系上两颗差不多有乒乓球那样大又白又圆的物件，这样的高跟鞋在商场里单独摆在一个橱窗或鞋柜里，我们买鞋的时候张望它们，就像张望一个演古装戏的舞台。
（闵文起与那个猫眼女人是不是在舞场上认识的呢？闵属于那种热衷跳舞但永远跳不好的人，他们单位每周有舞会，这种舞场上勾搭上第三者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实在是太破太旧，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往自己头上扣。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