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第三世纪末叶，楚国李园以他的才貌双全的妹妹献给楚相春申君。这桩事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很文明的一个榜样。后来春申君又将这女子献给楚王，以致楚国渐渐衰弱，被秦始皇所灭。
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于春申君，径得幸于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佐，吾胡敢托言?”女环曰：“既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有远道客，因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闻之，使使来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女弟何能?’对曰：‘能鼓琴，读诗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
园曰：“诺。”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何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来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以鼓音，读诗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园曰：“可。”“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园驰人呼女环，到黄昏，女环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就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女子和闲适的文士的社会背景，因而使中国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发展。当时有善说辞，通文才，娴于音乐的女子，使男女共处的社会中有着社交的、美术的和文学的动机交织之，点缀这社会的性质和气象当然是贵族化的，因为，相国是常人很难于见到的贵官，但他在知道一个女子娴于音乐擅长文才时，他便也渴于一见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文人和哲学家所度的闲适生活，而当时的一切著作，也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谈话的产物而已。
只有在有闲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这是很显明的。也只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明显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写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心灵必须先经过一种敏锐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进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闲不可。我深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其目的也在使人民应有享受空闲的可能，或空闲的享受应成为普遍。所以，享受空闲不能算是罪恶。何况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则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鼾声如牛者，是决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找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牢里时所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所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为了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事，于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激于耻是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的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应试不中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和蒲留仙之著《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
《水浒传》即在如此的环境和情感中产生，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作者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然是空闲谈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对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能如此深朗，文体能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种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有闲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斐特乞罗斯》一篇的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一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阶梯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士多德的儿子格劳克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趟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会》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必也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交织着严肃轻快和善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和霭迦松之外，其余的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二人也倦极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于是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的，我们在高尚的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轻倩性。谈天如缺乏轻倩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谈话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韫、王朝云、柳如是等参杂于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则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差不多随时都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遇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直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的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思和黑格尔学说做辩论的女子，但谈天之时，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兴奋。我觉得座中面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男人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