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有年代，犹地理之有经纬线也。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在何时。举一事而不知其时，即全不能知其事之关系矣。然历史年代，有难言者。今设地球之有人类，为五十万年，而列国史实，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实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则事之有时可记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况于开化晚者，所记年代，尚不及此；又况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纪年之法者邪？
吾国史籍，纪年始于共和，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早于西人通用之纪元八百四十一年，不可谓不早。纪年虽可逆计，究以顺计为便。国史确实年代，既早于西元近千年，苟无公用更善之法，自以率旧为是。以孔子生年纪元，后于共和二百九十年。若以黄帝纪元，则其年代绝不确实矣。乃近人震于欧、美一时之盛强，欲弃其所固有者而从之，称彼所用者为世界公历。夫东西文化，各占世界之半，彼之所记者，亦一隅之事耳，何公之有？近数百年来，西洋文化，固较东洋为发皇，然此乃一时之事，安知数十百年后，我之文化，不更优于彼？况于中西历法不同，舍旧谋新，旧籍月日，无一不须换算，其烦重为何如？又况旧史有祇记年月而不记日者，并有祇记年而不记月日者，又将何从换算邪？
《韩非·说难》云：“《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宣王元年（前827），后于共和纪元十有四年。《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具。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前722），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后于共和元年（前8430）百十有九年。足征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古史年代，见于《尚书》者：尧在位七十载而咨四岳，四岳举舜，后二十八载而殂落。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尧典》今本《舜典》。殷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今文以为大甲。三十有三年。其后嗣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无逸》。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诰》。穆王享国百年。《吕刑》。盖所谓“或颇有”者也。案古人言数，多不审谛。《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荣伊之言，固已荒诞，孔子之言，虽稍近理，亦岂得实？又《小戴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果如其言，文王死时，武王年已八十七；周公为武王同母弟，极小亦当七十；而犹能诛纣，伐奄，有是理乎？盖古人好举成数。此在今人，亦有此习。特今人所举成数，至十而止，古人则并及于百耳。明乎此，则知《尚书》所举尧、舜之年，皆适得百岁，亦举成数之习则然，非事实也。《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则尧年九十八。若言七十实七十二，则适百岁矣。《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此即《尧典》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之说。古者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强仕，过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尧亦历一世，中苞居丧二年，则践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计，至百岁，在位适三十九年也。舜相尧历一世，则尧之举舜，不得不在年七十时矣。然则《尚书》之言尧舜，盖先億定其年为百岁，然后以其事分隶之耳。《文王世子》之言，亦以文王为本百岁。盖凡运祚非短促者，皆以百岁言之也。昔人言君主年岁，于其在位之年，及其年寿，似亦不甚分别。《周书·度邑》载武王之言曰：“惟天不享于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此言似自文王时起计，以文王受命称王也。然则享国五十，乃以年寿言之。文王之生武王，假在既冠之后，则文王死时，武王年三十余，周公当不满三十。《无逸》历举殷、周贤王，享国长久者，以歆动成王，而不及厥考，明武王年寿不长。《中庸》言武王未受命，盖以其克殷后未久而殂，非谓其受命在耄耋时也。高宗享国，《汉石经残碑》作百年，《史记·鲁世家》作五十五年。盖当以《石经》为是。《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而《史记·周本纪》谓“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事同一律。今之《尚书》，必后人所億改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年数巧合，当无讹谬。刘歆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从之。见《诗·文王疏》。盖以《周书·文传》，有文王受命九年，在鄗，召大子发之文，九年犹在，明其七年未崩。案《史记》谓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年代与刘歆异，而谓再期在大祥而东伐同。《伯夷列传》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岂有再期而犹未葬者？《楚辞·天问》曰：“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淮南·齐俗》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一，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然则武王当日，盖秘丧以伐纣；后周人自讳其事，谓在再期大祥之后；然文王死即东兵，犹为后人所能忆，其事终不可讳；作《周书》者，遂误将文王之死，移后二年也。此等零星材料亦非无有。然前后不相衔接，无从整齐排比，孔子之所以弗论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