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东观兵，十一年伐纣，十二年克之。《周书》则文王受命九年，犹在镐召大子发。刘歆因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二年。82致误之由实由周人自讳文王死时，武王秘丧伐纣，而事为众所习知，讳之卒不能尽之故，已见第四章。文王受命惟中身，似当解为年五十岁。《补龟策列传》言：纣“杀周大子历，囚文王昌”，则季历实未即位，其见杀尚在大王时，更无论文王也。纣囚文王七年，文王受命后亦七年而崩，则其受命之岁，适当在位年数之中，故曰受命惟中身。《周书·酆保》“惟二十三祀，九州之侯，咸格于周”，似为文王即位之岁。《小开》作于三十五祀，意在谋开后嗣。下继以《文儆》《文传》，则文王将殁时事。若其事在作《小开》之明年，则自二十三祀至三十六祀，固适得十四年也。《史记》言王瑞自大王兴。《大匡》言三州之侯咸率。《程典》合六州之侯。《酆保》则九州咸格。古言九州，犹云天下。三州咸率，谓三分天下有其一，合六州有其二，九州格则天下服矣。然犹王季见杀，文王被囚，武王且传有王门之辱。《吕览·首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韩非·喻老》：“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禽纣于牧野。”《难四》：“武身受詈。”《战国·赵策》：“昔者文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则纣在当日，兵力犹强。楚庄称纣之百克，非无由也。《左氏》宣公十二年。又十五年，伯宗曰：“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殷纣由之，故灭。”九侯，旧说在邺，似因其近纣都而附会。宋翔凤谓即《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亦即《诗》“我征自西，至于艽野”之艽野。见《过庭录·艽野即鬼方条》。其说颇长，九鬼同声，《书传》之二年伐邘，《礼记·文王世子疏》引作伐鬼方，九侯之在西方，隐约可见。《易》言高宗伐鬼方，《既济》。则武丁似尝用兵于西。武乙去亳徙河北，而暴雷震死于河、渭之间，不知其果震死欤？抑亦如周昭王之南征，名陨于江，实覆于敌也。然武乙踪迹，曾至河西，则可见矣。鄂似即《左氏》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之鄂。其地当在河、汾下流。然则见脯、见杀、见囚者，固皆西方之诸侯也。《秦本纪》言：蜚廉为纣石北方，为坛霍大山而报，遂葬于霍大山，则纣时声教又尝远暨河东。《礼记·乐记》言武之乐曰：“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洛西之地，《正义》以丹、坊等州当之，其地距殷大远，恐非纣所能有，洛雒二字，相淆已久。河、洛固有夏之居，成汤作官邑焉，盘庚又徙居之；窃疑周之初图，实在于此，迨为纣所迫而献洛西，乃改途而戡耆，出上党以临河内，所谓始而北出也。纣虽曰不有天命乎，然于是时，亦当稍严河内之防，武王乃复出其不意，济孟津而临牧野，所谓再成而灭商也。灭商之后，亟营洛邑，自此声威浸及于南，则所谓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者。其后周、召分陕，而周南之地，实在南阳、南郡之间，《水经·江水注》引韩婴叙《诗》。则周之重南，固过于其重北。以东北之地，自沙丘以往，多为禽兽沛泽之区，而河洛则自夏以来之都邑也。椒举谓“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左氏》昭公四年。叔向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昭公十一年。所谓东夷，盖即沙丘以往之地。纣之为此，盖徒以肆其苑囿田猎之乐，不图力竭于东而敝于西，周人遂乘其后也。淫乐而重之以武，固罔不丧其邦欤？
第七节 殷周兴亡下
武王之克殷，奄尚未灭，然《史记》述周封诸侯，已有封周公于鲁之文。又帝尧之后，与召公奭封地相同，《正义》虽曲为之说，究属牵强。《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所在不可知，然必近于燕。此燕为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亳盖殷人旧都，观春秋时宋之社犹称亳社可知。哀公四年，《公羊》作蒲社，案《札记·郊特牲》亦作亳社。则亦隞、相、邢、朝歌等处耳。此时周之兵力，实未逾殷之旧境。《史记》述周初封国，盖杂后来之事言之，非当时实录也。《周书·大匡》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文政》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盖管为东方重镇，周初兵力所极。纣地既未能有，仍以封其子武庚；淮夷、徐戎等，又为力所未及；则武王时，周之王业，所成者亦仅矣。故殷、周之兴亡，实至武庚败亡而后定。《国语》言商代列王，并武庚数之，非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