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周卫东商量，他一个劲地安慰我，说公司纯粹是虚张声势，你这事最多算是民事纠纷，根本扯不上什么刑事责任，“怕个棰子怕？”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亲眼见过王大头是怎么办案的，成都英岛公司的老总就因为进了几箱假烟，被他们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连罚带打，最后倾家荡产。王大头自己都承认：只要进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说不清，这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罪或者非罪，只有幸运或者不幸，“你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何况我的欠款是结结实实摆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铁了心要弄我，只要甩个几万块给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良出事后，我和王大头一直没有联系过。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释清楚，不光是我，连李良都不会再当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温和，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觉离他越远，这说明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心。
这也是我不敢向他开口的原因。我和叶梅的奸情败露后，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离的，有时看着很亲热，有时又冷若冰箱。前几天我让我妈做了一盆当归炖土鸡，亲自用保温饭盒给他送去，说让他补补身体，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千好万好，很感激的样子，但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却发现那个饭盒冷冷地躺在厨房的角落里，上有菜汤下有饭粒，里面的鸡却一口没动，我看着自己的一片心意长满了绿毛，心里很不舒服，质问他为什么不吃，话刚出口就后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愿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这种矫情的姿态让我又愤怒又伤心，还有点无端的怜悯。
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借钱，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与其被李良拒绝，被他鄙视、嘲笑，我宁可去坐牢，那样看起来倒还像条真正的汉子，或者说，至少没有违反我们年轻时订下的规则。大二那年，文学社的报纸《或者》创刊发行，在高校圈子里引起极大轰动。李良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决不沉沦。我们只选择两种死亡：辉煌，或者壮烈。”这句话诞生于一个夏夜的卧谈会，被老大称为“里氏七点八级的牛逼”，程度相当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钱的事快把我逼疯了。前天回家时，看见楼下有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后车窗没有关好，露着两寸宽的缝隙。那是半夜两点钟，街上寂静无人，我左右环顾，心跳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问了自己20次：干，还是不干？修理厂的李师父对这种车很有研究，我跟他学了一下，只要一根长铁丝就能撬开，出手也方便，给梁大刚就行，应该不低于八万元吧。我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听到值夜的老头咳嗽着蹒跚而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心里咚咚乱响，想我他妈的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贼。
其他的办法我也想过，抢银行、砸金店、拦路抢劫，或者潜回公司点一把火，把所有的账目烧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屁都没处放。最偏激的时候甚至想买一把杀猪刀，把董胖子、刘三和老赖都做了，然后亡命天涯。冷静下来就知道这些办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从来就不具备那种果敢杀伐的素质，我真的能置一切于不顾，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么？我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李良给我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爱钱的困于钱，好色的困于色，“你太爱你自己，所以会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转眼就到。早上八点钟，门律师又给我打电话，说再给我四个小时的缓刑，如果12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把钱送去，“你就准备接传票吧。”我一边梳头一边告诉他：“我上午还要去面试，你要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觉得还不过瘾，又像温柔地说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后砰的挂了电话，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高兴。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汉痛骂一顿，只要咬着牙挺过去，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周卫东说的好，实在不行了，老子买个假身份证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个三年五载，再回来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现在也等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留恋的。
昨晚上做梦梦见了赵悦，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在校门口的电话亭旁，她关切地问：“我这里还有点钱，要不你先拿去用？”那是黄色录像事件后她对我说过的话。我在梦里隐隐约约感觉有什么不太对，笑嘻嘻地回答她：“我现在当经理了，有的是钱，你的钱留着买衣服吧。”突然之间，场景就变了，我站在金海湾酒店的阳台上，赵悦一丝不挂，眼里泪水直流，对我说：“陈重，你亏了良心，你亏了良心！”然后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推搡我，我一个没站稳，轻飘飘地从楼上摔下来，一边跌落一边大声斥责她：“你总是这个德性，一天不吵你就浑身难受！”
那夜月光如水，照得人眉目生凉。几只晚睡的麻雀被月光惊醒，振翅远远飞去。在成都西延线一栋红色的楼房里，一个又丑又脏的家伙忽然翻身坐起，像疯子一样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那些圣洁的、蔚蓝色的月光，在他胡子拉茬的脸上缕缕浮动，好像梦中的泪痕。
约我面试的是美领馆旁边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他们缺个销售部经理。可能是没睡好，老板问我问题时，我回答得语无伦次，自己都有点脸红。估计他对我也不太满意，听我说薪水至少要5000元时，他阴着一张大饼子脸“嗷”了一声，二话不说就把我轰了出来。
这里是成都的富人区，集中了一大批幸运的小偷、强盗和骗子们，在丧尽天良的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改换容颜，开着名车、住着豪宅、挎着美女，有个新名头唤作“高尚人士”。不远处曾经开过一家女士酒吧，传闻是年老色衰的阔太太、闲极无聊的二奶们寻找精神填充物和肉体填充物的交易场所。我99年曾经带赵悦去过一次，鼓动她从吧台边的一群帅哥中挑一个，赵悦笑嘻嘻地回敬我：“我不要，自己的老公都还没玩够呢，找他们干什么？”
这几天火气很大，嘴臭得能熏死苍蝇。我在路边小店卖了块绿箭口香糖，慢慢地嚼着，心事重重地转过街角。路过好又多超市的门口时，我不经意地往里看了一眼，正在蠕动的下巴立刻张开，整人个被电打过一样僵在当场：在拥挤的人流中间，我美丽的前妻，赵悦，正提着大包小包，长发飘飘，笑逐颜开地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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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节
警察进门时，老太太吓得差点摔倒，以为我做下什么惊天大案了呢。我当时也有点发蒙，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那两个警察倒很客气，胖的那个操一口浓重的自贡口音，说话时舌头翘得能舔到鼻子，问我在家里谈方不方便，我妈紧张得两手发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搂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不用怕，是我们公司的事，胖警察连连点头，帮我圆谎，说阿姨放心吧，不是他的事，是别人的事。我妈一下子活了过来，颠着小碎步要给人上烟倒茶，我从茶几里拿了一条中华，对她说别忙活了，我们出去谈。
走出大院门口，我自觉地伸出两手，问那两个警察，“要不要铐上？”他们俩都笑，说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主动，不是不打自招么？我赶紧赔笑，说警匪片看多了，还以为跟警察说话就得铐上呢，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么和气的。这马屁拍得就有点水平了，两个家伙笑得眼睛都眯起来。我把他们带进对面的陆羽茶坊，心想王大头说的真是不错：态度决定一切，你只要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来，挨打都会挨得轻一些。
看来这事必须要动用王大头的力量了。小姐把茶端上来后，我借故溜到卫生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咬牙拨通了大头的手机。这还是李良出事后我第一次跟他联系呢。
电话里一片嘈杂，大头说他正在吃午饭，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问他能不能帮忙，心想龟儿子只要说半句推辞的话，我就立马挂机，死也不去求他了。
“是哪个分局？”大头嘴唇叭嗒叭嗒地响，像叼着一口活猪。
我说是某某街派出所，不知道哪个分局。大头嘟囔了一声，像是骂人，又像是咬了舌头，然后告诉我：“你先跟他们应付着，一句明白话也别说，”嘎吱嘎吱嚼了半天，他接着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你也不用害怕，公安系统我还认识几个人。”
我心里暖烘烘的。大头毕竟是十多年的朋友，平时闹得再不高兴，关键时候还是肯伸手。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我似乎还算年轻，薄有几分姿色，我怎么会走到今天呢？我黯然低眉，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我有点脸红，想起我踹他的那一脚，想起我跟李良诋毁他的那番话，惭愧得差点趴在地上。心想如果这事能够平安过去，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嗯，给他买个手提电脑吧，他吵着要买很久了。
不知不觉间，我就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街上流行的歌，听半天都听不出唱的是什么玩艺，最酷最in的玩法，我几乎一窍不通，连这个词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in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王大头和李良都上网，经常跟我说网络生活有多么精彩，我骂他们富极无聊，但真要我坐在电脑前，就连打字都不会。走在街上，看着一群群红头绿羽的新人类，哼着流里流气的小曲摇臀而过，我经常会发出感慨：唉，看来真是老了。这两年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心慌，不知道自己一生将走去哪里。我这个最早穿蝙蝠衫，最早拿手机、呼机的弄潮儿，在几十年之后，会不会也像我的父母一样，枯坐在生活的角落里，看着一切都摇头叹气？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自觉地退出生活的前台，坐在儿女们绚烂的灯影里，一面抠着衰老的鼻孔，一面追忆自己万劫不复的青春？
那两个警察问我欠款数目和欠款的原因，我遵照王处的教导，大耍太极推手，如封似闭，不阴不阳，一句实在话都不说，光抱怨资本家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残酷剥削，“差旅费一天才100元，又吃又住还不让我们坐公共汽车，怕影响公司形像，你想想，怎么能不赔钱？”然后历数我给公司作出的贡献，99年1.2亿，2000年1.6亿，2001年前10个月就超过了1亿半，说到这里心里一酸，想起98年我刚当上经理时，有一天重庆老赖急要60万的货，跟催命似的，我连搬运工都来不及请，和刘三、周卫东他们脱光了膀子，汗流浃背地往车上搬。不到两个小时，六百多箱货全部装完，又担心司机中途搞鬼，我愣是坐在蒸笼一样的大卡车里一路押送过去，到重庆后全身发麻，屁股都找不到了。瘦警察嚓嚓地往本子上记着什么，忽然抬起头来问我：“剥削的`剥’字怎么写？”我不胜景仰地望他一眼，蘸着茶水画了半天，心中愤愤不平，想他妈的，老子今天居然落到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家伙手中。
王大头来得煞是牛气十足，戴着明晃晃的二级警督徽章，在杨钰莹麻酥酥的歌声里，昂首挺胸地走了过来。我还没来得及介绍，他就开始喷着唾沫发飚，“你们所长、指导员我都认识，前两天我还和你们所长一起喝酒，他跟我要车，我说你龟儿子今晚要是能把我喝翻，我就给你，否则想都不要想。”中气十足，像帕瓦洛蒂在赶大车，听得我双耳蜂鸣。那两个警察洗完口水澡，都有点发蒙，过了半天才想起来问：“您是哪里的领导啊？”王大头叼上一支中华，我赶紧为他介绍：“这就是分局装备处的王处长，也是我大哥。”
王大头在我们宿舍排行老二，但他一直藐视老大滕钦伟的合法席位，说自己身份证搞错了，他其实是71年的，是我们宿舍的真正老大。为这事跟老大闹得很不愉快，互咬数次。在一个宿舍住了四年，王大头没做过什么让我注意的事，没拿过奖学金，没当过班干部，连妞都没泡过，除了偶尔打打麻将，也没违犯过校规校纪。所以我一直都当他是个可以忽略的人，承包录像厅发财后，有一次请同学们喝酒，忘了叫上他了，回宿舍后看见他气鼓鼓的，一晚上都没甩我。和李良闲谈的时候，我断定王大头跟我们在一起有自卑心理，那时校园内正流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放个屁都有政治背景。我从各方面列举王大头自卑的原因：成绩一般、学问一般、长相一般、家世一般，还找不到女朋友，“他凭什么不自卑？！”
回头看看，其实我一直都高估了自己。92年的陈重想得到吗，那个各方面都不如你的王大头，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了你的救星？
两个警察不咸不淡地又问了两句，大头根本不让我张嘴，直接当上了陈重发言人，对瘦警察说你就这么记：“第一、差旅费标准太低，钱是花了，但都是为公事花的；第二，”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他还有一部分费用没报销，”我赶紧点头，说就是就是，我们公司业务不规范，很多隐形的费用，根本开不出发票来。这倒是实话，去年为了应付全行业的质量大检查，我和董胖子绞尽脑汁胆汁乳汁各种体液，终于找到一个主管科长，连夜送了5000元红包，隔天就看见我们的产品登在报上，成了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胖警察问没报销的数目有多少，我犹豫地看着大头，只见他眉毛不动声色地扬了扬，我心里一下有了谱，说大概有二十多万。胖条子一脸严肃，说你可要想好啊，这事可挨上商业贿赂的边了，“那也是犯罪！”我福至心灵，忽然明白了王大头的意图，挺挺腰杆，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没错，至少有20万是拿出去送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