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里突然燃起了一把不该燃起的火。在此前，一万多名知青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密谋麇集冈古拉场部
听着最后一串急促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地消失，我又在木板路上呆站了会儿。“中央”这时刻派什么人来搞什么“退伍军人情况检查”嘛？！我在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退伍军人事件已经“结束”，现在解决冈古拉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要真正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让冈古拉稳定一段时日。这时候派人来检查什么退伍军人事件，纯粹是没事找事，平空添乱嘛！是镇里那几个家伙没及时把我的情况报告呈交上去，造成上级错误决策，还是上边的人确实另有打算，另有部署？这时刻，的确非常需要直接跟上头的人通上话，哪怕能跟宋振和或张书记通上话，把此间的情况再强调强调，说说清楚，澄清所谓“中央来人”的谣言，以挽救时局于一旦。
要知道，如果整个哈拉努里地区的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涌到冈古拉来找所谓的“中央来人”，一万多人麇集冈古拉场部，万一遭遇强大寒流和暴风雪的袭击，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这些情况都不发生，只是把已经平静下来的退伍军人的情绪再度激发起来，事情也很不好办。再往深里想，从知青、支边青年，到退伍军人，再“引爆”其他人群的情绪，这局面就更不好说了。局势脆弱啊!
如果能及时劝阻那所谓的“中央来人”此时别到冈古拉来，就能有效劝阻那一万多人涌向冈古拉。（哪怕你缓来些日子呢？开了春再来，行不？那时，所有的公路都会泛浆，都成了泥巴汤窝窝。谁想来“闹事”，也闹不成了啊。）
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
但是，他真的能在两个小时内，给我找到一部能直接跟外界说上话的电话机？他有恁大的能耐？这可真是太有点“天方夜谭”了……
但瞧他那样儿，好像挺有点把握似的。那就走着瞧吧。
想到这里，我赶紧骑上那辆临时从高福海家后院仓库里找出来的破自行车，回到学校去找教员中那两位上海知青了解情况。但看样子真要出什么大事了：那几位知青和支边青年教员全不在。平日里，天一黑，他们都很少出门的。真的都去参与“密谋”了？问那位从省博物馆下放来的教员，他也说不太清楚，只知他们几位是约好了一块儿走的，说是今晚全冈古拉的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有“统一行动”。别的就不知道了。我赶紧去办公室，给高福海打电话，把这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顺便问他，是否已经跟镇里的领导通上话。他说正让总机在要哩。“不好要啊。每回要个长途，都跟女人难产似的。要死要活地得折腾好半天。唉……”他焦虑地说道，嗓门儿都有些沙哑了。
“还要我做什么吗？”我问。
“你……”电话里传来高福海拉长了的说话声，“先就这么待着吧。”
“场长，我在情况报告里没经您允许，私自加进了不该加的内容，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我小心翼翼地检讨道。
“好了。这会儿不说这事儿。”高福海答道。
“您处分我吧。”我说道。
“我说这会儿咱们不说这事！你听不懂？”高福海突然火了。我忙知趣地闭上嘴。然后，他也不说话了。但只听他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问：“你能上朱副场长家走一趟吗？”
“干吗？”我忙问。
他犹豫了一下，吩咐道：“你去请他上我这儿来一趟。”
我心里一咯噔。他们场一级领导干部家里都安着有电话。不使电话通知，为什么偏要我去走这一趟？是想试试我这个时候去跟朱李等人接触，会做什么小动作？他真把我顾卓群看成啥了？我控制住一时间涌上心头来的委屈和不快，长长地吐了口气，对他说道：“场长，这时候我不想上朱副场长家去。不想见他们。如果您一定要让我来通知他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我不去。”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三个字：“我不去”。他大概完全没想到，刚才还在请求处分的我，瞬间却又变得那么“不听话”了，便不由得愣怔住了，而后却用挺平和的口气对我说道：“那就算了。电话，我让桂花打吧。”而后他又问：“学校里还有多少小分队的人？”我答：“一个都没了。今天不是休息吗？”他“哦”了一声，想了一想，又说了声：“那就算了。”便挂了电话。我看了看那块双铃马蹄表，觉得该上韩起科那儿去了，便赶紧推出那辆破自行车，向高地上跑去。但没跑几步，想到上高地，骑自行车不合适，又把车子推回屋里，锁上，撒开了步子，大步流星地往高地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