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时，那时候我们叫农民是“农民伯伯”，叫工人是“工人叔叔”。到后来，辈分降低了一点，农民成了“农民老大哥”，工人成了“工人兄弟”。到今天，再降低一个档次，提起农民，我们就联想到城市里那些蜂拥入城的农民工；提到工人，则想到“下岗”这些字眼。
我不否认，现在谁有钱谁就是爷，而囊中羞涩的农民，他们只配成为社会的配角。但是，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受到尊重的权利，他们的子女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我的老家在西安郊区农村，那块贫困闭塞的小地方现在还生活着我的许多族人。我的堂弟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他一年到头种地下来，刨去用机械翻地、籽种、化肥、浇水费用，收割费用，农业税等等，秋后算账，反而赔了。农民算账，往往还不算自己付出劳动力，如果再加上这个，那赔得当更惨一些。
堂弟算了一通，最后说，这地是不能种了。
那么出门到西安城里当泥瓦匠，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运气好，辛苦钱全都能拿到手，一年下来可以挣到2000元。如果遇到老板赖帐，那情形就像今年春节前的那种讨工钱的情形一样。
最叫我愤慨的是这样一件事。村上和乡上，将各种名目繁多的钱都收过了，最后还不满足，于是又想出个新招。他们挨家挨户地丈量每户人家的庄子，发现门前多打出了一堵墙，然后就开始罚款。我的堂弟家一贫如洗，无钱可罚，于是就拉走了屋里仅有的几口袋粮食。堂弟打来电话，向我哭诉。我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而已。据说后来这事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农民们呐喊着把这伙人赶出了村子。
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县委副书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说现在小的乡镇，要养活200多干部，大的乡镇，干部则多达600之多。这些人的工资县财政根本拿不出，于是只好乡镇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位副书记还说，乡镇干部的消肿问题不解决，所谓的税费改革，所谓的减轻农民负担，都是一句空话。乡镇干部的工资找谁要去，羊毛出在羊身上，归根结底，还得从农民身上想办法。
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两件实惠，一是土地承包到户，二是农业人口可以流动到城里打工。现在，我们期待着决策部门能对所谓的“三农问题”再有新的决策。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类群体。他们像羊一样温顺，像牛一样勤劳。过去的封建社会将地方官员叫“XX牧”，意思说他们是放牧者。但即便如此，为官一任，富民一方，这些放牧者也懂得让牛羊吃饱肚子的道理。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农民。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进城的时间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有的如今还在城外。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的国家，我们应当永远用敬畏的口吻谈论我们的土地，我们应当将那些家园的固守者视作我们最亲的兄弟。
摘自《读者》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