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图的一个微点里存在过，当过六年的插队知青，至“文化革命”结束才进入另一些微点，比如大学和都市。我在更微点的大楼和更更微点的公寓和更更更微点的房间里突然两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庄叫作“马桥”。其实“马桥”是我在某篇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地名，也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地名，与我的去向没有特别关系。还有记者说过，我移居乡下是出于对文坛的失望——这是指我卷入了90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知道，早在风波发生之前，我已在山里号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80年代我进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就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狈——却不知道我为何要上这一趟车。我猜想这无非是一种提醒，是命运召唤我去一个未知之地。
我居住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只要高楼丛立的城市旋转得更快一点，只要我捏住钥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会飞离一张张不再属于我的房门，在呼啦啦的风暴中腾空而去，被离心力扔向遥远的地方。
1971年的农历除夕，我决心逃离农村。深夜的炉火奄奄一息，几位从各地回城探亲的知青围炉聚首，久久地沉默无言，只有长吁短叹。一个胆大妄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诗歌、哲学以及有关毛泽东的辩论，眼下已经情绪降温。不知是谁，仍以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宏论：去他妈的农村！我们都应该进城，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才是革命的火车头！
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却乐于夸张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喂猪不好玩了，农民夜校不好玩了，小提琴与演出队也不好玩了，那么，“知识分子”四个字真是令人神往。我们不自量力地迅速决议：谁进入哲学，谁进入史学，谁进入外语，谁进入经济学……至于我，年龄最小，什么也不大懂，就捡了文学这个象征性和简易性的差事，如同在总攻击开始时跟着扔扔石头。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那个浪漫的除夕，回想起当时大家很搞笑的紧紧握手和暗语接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朋友们早已从一部想象的激情政治电影中回到了平庸的现实生活。一语居然成谶：那一次除夕的聚会者，其大多数后来果然成了教授、画家或者作家，完成了地下团伙派定的任务。不过，时代已经大变，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
如果不是餐宴，有些人哈欠连连，甚至找不到见面的借口。“革命”在哪里？“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是否从来只是一句戏言？
又有一名老知青去世了，是失业以后无钱治病而夭折的。加上以前的两位，已有三名同伴离我而去。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更多的工人在失业，更多的农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卖血村在高楼的影子里繁殖，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中断圈子里的戏谑，甚至不能在宴会上造成哪怕一秒钟的面色沉重。但沉重又怎么样？脸色沉重以后就不再炒卖楼宅、不再收罗古玩、不再出国度假、不再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了吗？不，生活还是这样，历史还是这样。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心理护肤，但不会给世界增加或减少一点什么。
我感到心跳急促，突然有一种再次逃离的冲动——虽然这一次不再有人相约。我也许该走远一点，重新走到上一次逃离的起点，去看看我以前匆忙告别的地方，看看记忆中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或是烈日下挑担歇脚时一片树荫——是不是事情从那里开始错起？人生已经过了中场，留下大堆无可删改的履历，但我是不是还异想天开地要操着橡皮擦子从头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