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凯迪之约，根据10月12日接受腾讯网和博客中国微访谈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撰成专文。
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并于10月8日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两家通讯企业华为及中兴通讯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禁止有关企业参与任何美国合约及并购。
有媒体报道称“报告的本质和目的是阻挠中国企业进入美国ICT市场，阻碍竞争”，报告并没有对中国企业的业务活动和全球网络安全问题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特别之处美国思科公司由于长期与中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是国会听证和报告的重要幕后推手。
华为认为，调查报告既没有考虑华为在美国及全球的良好的网络安全记录，也对华为所提供的大量事实信息视而不见。中兴也表示，该公司提供的设备不会对美国市场造成任何安全威胁。
对美国国会的听证和调查，我们认为，首先要正确对待，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项目进行审查是美国方面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方面对外国公司审查比较松，就作为反对美国进行调查和听证的理由。驳斥对方，还是应该讲道理。何况，中国也有自己的安全审查，甚至引起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普遍非议，比如针对谷歌公司的驱逐行动。
而且并非独有美国这样。在欧洲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但因为欧洲由于致力于经济复苏，因此对中国期望甚高，所以在一些时候，将问题掩盖起来，或者暂时搁置起来。自由贸易有利于欧洲的经济复苏，在这大的方面，欧洲必须把握好。非洲、南美国家，总体上与中国实力不对称，他们更有求于中国，中国的高科技也有利于提高它们的生产力，因此对中国企业设防的动力不强。但是要说他们对中国企业的政府背景毫无芥蒂，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存在一些受到质疑的情况。
其次，这是美国国会的正常行为，跟大选年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关键性因素，跟美国民众没有直接关系，也跟美国政府没什么直接关联，因为整个过程都是由国会的政客和有关专家实施的。美国国会是很独立的，不受行政权力干扰，这是众所皆知的。
第三，美国国会对华为、中兴设阻，安全、政治、经济原因都有，可以称得上关键原因的有三个。
其中美国最深切的关切是，中国政府对华为、中兴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
党委是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组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防止某种失控，加强了对企业政治上的影响，其中以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成立党委或者支部。此外，他们对中国企业可能的军方背景感到忧虑。
华为和中兴都是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但是中国还在转型期，有很多暧昧的情况，特别是像华为、中兴这样的高科技核心企业，中国政府的介入深度外界不得而知。这些我们自己也是知道的，何况外国。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方面并没有举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只是在怀疑，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因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的调查没有得到中国公司的充分配合。美国国会报告一方面有些含糊其辞，另一方面给出了含糊其辞的原因是中国公司在某些关键领域阻挠美国国会的深度调查。
在技术上最关键的因素可能是美国思科公司组织院外游说集团的长期工作，影响了美国议员们的决定。为什么说是技术上的。因为所有的决定作出都是由人来进行的，而美国国会长期受院外游说集团的影响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美国思科公司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时有充分的动机这么做的，事实上他们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第三位的因素，是美国经济尚处在危机中的背景。克服危机的障碍，实现经济的完全复苏，仍然是摆在美国面前的艰巨任务。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在其国内还是有市场的，特别是主张加强政府作用的民主党政府，更为注重利用国家权力影响经济，保护美国的国内企业，保护美国的市场，应该也是美国国会做出决定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显而易见的是，作为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贸易自由主义是其灵魂，为了短期目标，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对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不符合其长远的战略利益，因此权衡其中利弊后，美国最终做出什么决定还有待考察。
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设阻，肯定会引发反弹，但不会爆发贸易战，中国会进行比较好的控制，像思科这样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可能会有一些阻碍，但大的方面不会有影响，应该说中国还是需要美国的高科技的，不过也会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给美方一点颜色瞧瞧。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可以发挥他的行政权力，改变美国国会的结果，对华为、中兴进行有条件的放行。
尽管如此，对美国国会的听证和调查结果，中国方面还是应当予以足够重视。中国真正应该做的是，如何让外界相信，自己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不准备深度干预企业行为。
中国应当鼓励相关企业继续努力，通过美方通行的做法，对美国国会以及政府施加影响。中国企业如果没有美方所指出的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因素，足够自信，就不必在美国国会调查时回避问题，坦诚、主动地接受其调查，给予充分的配合。这样更有利于它们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应继续深化改革，让西方对中国企业去政治化有信心。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很深，特别是在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尽可能拓展全球市场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因此，应该消除体制障碍，深化企业产权改革，除非充分必要，政府不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确保进一步开放、透明，消除外界怀疑的根源。这才是长远之道。
